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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部分书都翻译的那么烂?

2016-01-05    来源:凤凰网    【      美国外教 在线口语培训

近日,有出版社出版了内地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因为其中充满冯唐个人化色彩,引发了争议。 

 
冯唐版《飞鸟集》遭到吐槽,已经不是内地读者第一次吐槽图书翻译问题了。“每个字都认识,但连成句却不知所云”,这是很多读者对当前外版书的直观印象。市场上的外版书越来越多,但好的译者却越来越少,堪称经典的译文已不多见。
 
在翻译界有种说法,一个坏的翻译家翻译一个好的作品会毁了一个作品,而好的翻译家去翻译一个中等水平的作品可能会成就这部作品。中国图书翻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冯唐这种个人风格明显的翻译是不是“很烂”?
 
出活快,翻译一部书普遍只有一至三个月
就算不是“中译中”的书,质量也未必能保证。有一些出版商为赶热点市场,缩短了翻译时间,让图书翻译质量失去了保障。据媒体报道,最神奇的图书翻译是十几个人分章合作,一天就译出初稿。这种速度无法出精品,甚至无法将原著的本意表达出来。
 
翻译家马振骋曾说:“一天翻译一万个字就是不负责任。”傅雷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萧乾先生、文洁若先生翻译有着“天书”之称的《尤利西斯》历时四年;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莫言的《生死疲劳》用了6年的时间。然而,现在的图书翻译时间缩短为1个月,或者两三个月。萝卜快了不洗泥,很多翻译错误就这样印在了书上。
 
稿费低,不少译者还是正在读书的孩子
最近两年,翻译大家孙仲旭、草樱等人的离世,让很多人了解了这个行业的清贫。据媒体报道,很多出版社最高给译者开出税前千字80元人民币的价格,假设书的译稿为10万字,翻译费为千字80元人民币,那么需要缴的税为100千字*80/千字*(1-20%)*14%,即896元人民币,与译者付出的辛劳无法成正比。
 
翻译公司也知道这个价格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一般通过网上发帖招募译者。在网上接活的往往都是外语院校的在校生,有的人接了活儿,“扒一层皮”后分给朋友或师弟师妹们。这种“扒皮”行为越演越烈,结果终端译者越来越低龄化,甚至有些外语学校的高中生成了终端译者。
 
越来越多能力有限的学生充当译者,翻译的质量可想而知。
 
在几十年以前,文学翻译还不是那么廉价。翻译家施康强在早前发表的《文学翻译:后傅雷时代》一文中称,着名翻译家傅雷当年以稿费为唯一收入来源,日译千字就足以保证他过相当优裕的生活,在傅雷的相关着作上,曾提及“五六十年代译书,千字得二十余钱……全家犹有肉吃。”
 
水平差,译者语言功力和知识水平远远不足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中国翻译最大的困难不在外语,困难在于母语。”顾彬说自己看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搞翻译的基本都是年轻人,20岁开始翻译,30岁再去做别的,而在德国,他发现译者的年纪普遍都偏大,“我发现我今年七十岁才觉得自己会翻译,母语是我最大的问题。”顾彬这样说。
 
年轻意味着缺乏经验和知识的积累。美国作家麦尔写得《再会,老北京》中,译者就把“洛阳铲”译作了“岩心探测仪”。还有的译者碰到不懂的地方,甚至跳过不译。
 
专栏作家魏英杰就曾写过:“手头有一本《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书中有《集体责任》一文,该文也为《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收录。对照阅读之下,便可发现问题多多。如果不知道的话,甚至让人以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篇文章。如文章开头,《伦理》一书有‘我对可以看作弗伦堡论文的中心论点的两处说明表示赞同’(这句话本身译得不通畅),而《责任》一书却完全没有。可见后者可能被舍弃不译了。”
 
影子译者,翻译界的“李鬼”
中国翻译界的一个奇特现象就是有大量的“影子译者”,也就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不少出版机构为了能够沾上大翻译家的光杜撰出子虚乌有的人物,混淆视听,以求图书能够畅销。这类图书往往是公版图书,有不少都是粗制滥造的产物。
 
比如曾经翻译过《哈利•波特》系列的翻译家马爱农,在2013年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已经在短时间内翻译出数十本著作,而且更为神奇的是,她不但在翻译作品的数量上惊人,而且开始变得“神通广大”,同时精通德语、俄语等数种语言,而且还不知不觉中改名为“马爱侬”。
 
“影子译者”的事件不止这一起。2009年9月26日,天涯论坛一篇名为“惊见中国最牛翻译宋瑞芬,一人通晓数十国语言,什么名著都能翻译”的帖子走红。该贴称,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界文学名著读本(共20余本),无论原著用英、俄、法、日、德等何种语言写成,均由一名叫“宋瑞芬”的译者独自译成。
 
这套书作品包括《百年孤独》、《复活》等名著。网友将“宋瑞芬”称作“中国最牛翻译”,并对其语言能力发出质疑。出版书商称宋瑞芬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但经媒体调查发现,该学院并没有“宋瑞芬”这个人。
 
译者进行再创作,算不算翻译得烂?
冯唐版《飞鸟集》被骂“烂”,跟以上这些原因又不一样。有专栏作者认为,冯唐是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这跟其他不负责任的译者并没有什么不同。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一百多年来,翻译界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标准把“信”放在首位,体现了对“忠实原著”的推崇。
 
二十年前,翻译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红与黑》译本的论战。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把译本分为“等值”和“再创造”两类。当时有学者在香港翻译会议上说:“‘等值’类指译文句子结构与原文形式比较贴近,并较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再创造’指译者对原文的形式与结构进行了艺术变动。译文中注进了译者的个性。读者选择的结果如下:选择‘等值’类的占78.3%,选择‘再创造’类的占21.7%。
 
如果按照此标准,冯唐的翻译无疑是不合格的。
 
但是最近几年,有人提出不同的说法。尤其是莫言摘获诺奖,其作品的外译者功不可没,其中包括莫言作品的英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要知道,葛浩文不仅没有逐字逐句翻译,离“忠实原文”的准则也相去甚远。他的翻译“连译带改”,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
 
其实,有关冯唐版《飞鸟集》的争论,是几十年来中国翻译界从未争论出结果的问题。很多学院派对冯唐的个人风格凌驾于原作者之上嗤之以鼻,然而他们却忽视冯唐这样写是深谙年轻人的好恶:“男人和女人那点事儿是基调,人体部位描写越直白就越是胆大有个性。”
 
就连上海外国语大学柴明颎教授也说过:“翻译已蜕变为一种新兴的语言服务业。既然是服务,必须引入服务对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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