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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白衣女人 by 威尔基·柯林斯

2011-12-9 13:56

六月二十日——八点钟。爽朗的空中阳光灿烂。我一直没走近床跟前——我始终没合上十分困倦但是毫无睡意的眼睛。昨晚我从那扇窗里看外面的夜色,这会儿我又从那扇窗里看晨间寂静的晴空。
我在凭感觉计算,自从隐藏在这间屋子里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小时,那几个小时漫长得就像几个星期一样。
时间实际上是那么短促,然而我却觉得它是那么漫长——从那时起,记得我在黑暗中坐在这地板上,浑身湿透,四肢麻木,寒冷彻骨,瞧我这个无用的、孤单的、狼狈的人啊。
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恢复了精神。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一路摸索到卧室里,点亮了蜡烛,寻找干衣服(奇怪,起初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穿上取暖。我记得怎样做这些事,但是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做的。
让我回忆一下:那冷冽和麻木的感觉是什么时候消失的?那活跃的热力是什么时候恢复的?
那肯定是在日出之前吧?可不是,当时我听见钟敲三点。我记得,那时我思想豁然开朗,同时全身又暖和有力,精神兴奋起来。我记得,我怎样决心要克制自己,要耐着性子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候下去,等到机会一到,就要让劳娜离开这可怕的地方,当心不要被他们立刻发现,不要遭到他们追捕。我记得怎样开始深信:那两个人的谈话不但可以使我们有理由离开这个人家,同时还可以供我们用作抵抗他们的武器。我回想起,当时我是怎样决心要趁我可以利用时间,趁我的印象还清晰,把那些话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这一切我都记得很真切,那时我的头脑还没糊涂。日出前,我怎样带着笔、纸、墨水从卧室里走到这儿,怎样在敞开的窗口坐下,在空气流通的地方让自己凉快,怎样趁宅门里的人都没起来之前,赶着在这段紧迫的时间里不停地写,越写越快,越写越热,越写越精神抖擞,我十分清楚地回想起:最初是在烛光下开始写,直到今天在阳光照耀下写到前一页结束!
为什么我仍旧坐在这里?为什么我不顾眼睛疲劳、头部发烧,仍旧要继续写?为什么不躺下来休息,让销蚀着我的高烧在睡眠中降低下去?
我不敢这样做。我非常害怕。我害怕灼肤的高烧。我害怕我脑袋这样闷胀疼痛。如果这会儿躺下了,我怎么知道自己还会恢复知觉,再有力气起来?
哦,那雨呀,那雨呀——昨晚冻坏了我的那场残酷的雨呀!
……
九点钟。敲的是九点,还是八点?大概,是九点吧?我又开始颤抖——在夏日的晴空中浑身颤抖。我是坐在这儿睡着了吗?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哦,天哪!难道我真的要病倒了不成?
病倒,在这个时刻病倒!
我的脑袋——我非常担心我的脑袋。我还能够写,但是,一行行的字挤到了一起。我还看得出这些字。“劳娜“——我还能够写“劳娜“,我看出我在写这字。是八点还是九点——是什么时候了?
这么冷,这么冷——哦,昨晚那一场雨呀!——再有那敲钟的声音,钟敲的次数叫我数不清,它在我脑子里不停地敲着……

〔日记写到这里,字迹再也无法辨认了。以下两三行中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字,其间还夹杂着墨水留下的污斑和笔尖钩纸时溅下的墨点。纸上最后的字样,看上去有些像格莱德夫人名字的头两个字母L和A。
日记的下一页上是另一个人写的字。那是一个男子的笔迹:粗大,有力,端正而整齐;注的日期是“六月二十一日“。内容如下:——〕一位挚友的后记由于我们这位人间尤物哈尔科姆小姐生了病,我就有机会在精神上获得一次意想不到的享受。
我的意思是说,我阅读了这部有趣的日记(我刚把它读完)。
日记共有几百页。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每一页你看后都为之倾倒,感到兴奋、愉快。
对于我这样一位感情丰富的人,说以上这些话时我怀有难以形容的喜悦。
真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女郎!
我说的是哈尔科姆小姐。
真是一项艰巨无比的工作!
我指的是写这部日记。
可不是!这些记录令人叹为观止。我在它里面看到了机智的表现,审慎的态度,惊人的记忆力,对人物的精确观察,叙事的优美笔调,令人陶醉的女性的奔放热情:这一切无法形容地使我更加崇拜这位非凡的人物,崇拜这位高贵的玛丽安。她描写我的性格,神妙到了极点。我衷心承认她的描绘是真实的。我感觉到,肯定是因为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她才会用那丰富多彩、强劲有力的笔调把我刻画得淋漓尽致。我再一次表示惋惜,由于为无情的形势所迫,我们的利害彼此相左,以致大家互相对立。如果是在更幸运的情况下,那我会和哈尔科姆小姐多么要好啊——哈尔科姆小姐又会和我多么要好啊。
由于我是富有感情的,所以我相信自己以上所写的都是绝对真实的。
由于被这些感情所鼓舞,我就不再只考虑到个人的得失了。我以最客观的态度证明,这位机智超群的妇女窃听我和珀西瓦尔的密谈时,她所采取的策略是第一流的。再有,她从头到尾记录谈话时,那种惊人的精确程度也是了不起的。
由于受到这些感情的影响,我就自告奋勇,向那个给她看病的愚蠢的医生说,我精通化学,熟悉医学和催眠术可供利用的那些比较奥妙的方法。然而,直到现在,他仍旧拒绝我的协助。瞧这个愚昧无知的家伙!
最后,由于感情的冲动,我写下了以上的话——那些表示感谢、富有同情、充满慈爱的话。我合上了日记簿。我是一位守规矩的人,所以将日记簿(由我妻子)放回到物主桌上原来的地方。还有一些事急待我去处理。我一定要趁此良机,谋求重大成果。成功的广阔远景正在我眼前展开。在履行自己的命运所决定的事情时,我甚至对自己的镇定态度感到惊奇。现在我只能低首下心,进行赞扬。我怀着敬意与深情,将颂词献给哈尔科姆小姐。
我希望她恢复健康。
我对她为她妹妹制定的每一项计划的必然失败表示惋惜。同时我要请她相信,她之所以失败,并不是由于我从她日记中获悉了那些底细。获悉了那些底细后,我只是更加坚信自己早先安排的行动计划是正确的。我之所以感谢这些日记,只是因为它们激发了我性格中最高尚的感情——此外再没有其他原因了。
对于一位具有同样感情的人,以上简单的声明已足以说明一切,并为一切辩解。
哈尔科姆小姐是一位具有同样感情的人。
怀着这样的信心,我在下面签署:
福斯科
利默里奇庄园主人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
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我一生中极大的不幸是:谁都不肯让我安静。
凭什么——我问每一个人——凭什么单要来打扰我呀?谁也不答复这个问题;谁也不让我安静。亲戚,朋友,生人,都串通一气来折磨我。我招谁惹谁了?我问自己,我问我的仆人路易,每天要问上五十遍——我招谁惹谁了?我们两人谁也说不上来。真是怪事!
最近找上门来的一件麻烦事,是缠着要我写这篇证明材料。像我这样神经衰弱的可怜人,能写证明材料吗?我理直气壮地提出反对理由,于是他们就对我说,我侄女遭到了什么十分严重的事故。那是在我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应该由我来证明那些情况。他们威胁我,如果我不尽力照办,就会招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单说想到了这一些后果,就能把我吓瘫了。其实,也不必恫吓我。可怜的虚弱身体和麻烦的家庭纠纷已经把我拖垮了,我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了。既然他们一定要这样办,那么就随他们无理地欺侮我吧,我立刻依了他们。我将竭力回忆所能记得的一切(但是,我可要提出抗议),叙述我能描写的一切(我也要提出抗议),至于我记不起的和写不出的,那必须由路易代我回忆和补充。他是个笨驴,而我又是个病人:我们两人可能造成种种错误。做这种事多么有失身份!
他们要我回忆日期。我的天哪!我生平从来不做这种事——现在叫我从哪儿回忆起呢?
我去问路易。他倒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样是个十足的笨驴。他记得事情发生的日期,最多相差一两个星期——而我记得那个人的名字。日期是六月底或者七月初,名字(我认为那是一个十分恶俗的名字)是范妮。
六月底或者七月初那一天,我仍像通常一样斜靠在那里,我四面摆的是各种艺术珍品,都是我搜集来培养附近那些野蛮人的审美力的。也就是说,我四周摆的是那些图画、版画和古钱币等的照片,那是我准备将来捐赠(我的意思是说捐赠那些照片,如果拙劣的英国文字能让我用来表达意思的话)给卡莱尔(多么可怕的地名)的学会,以便培养那些会员的审美力的(对一位有教养的人来说,他们都是些哥特人和凡达尔人)。也许大家会猜想,当一位有身份的人正在为他本国人大力造福的时候,人们总不致于再拿那些私人纠纷和家庭琐事去无情地干扰他了吧。现在让我告诉诸位,在我这件事情上,他们完全猜错啦。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是斜靠在那儿,四周摆着我的艺术珍品,正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早晨。可就在我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早晨的时候,路易撞进来了。我当然要问:我又没摇铃,他跑来干什么,这不是活见鬼吗。我是难得这样骂人的——这习惯有失绅士风度——但是路易听了却咧嘴一笑,于是我认为,就凭他这样笑我也应该骂他,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管怎样吧,我就那样骂了。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严厉的态度每每能使下等人恢复理智。现在它就使路易恢复了他的理智。总算难为他:他不再咧嘴笑了,回说外面有个女仆要见我。他还说(他像一般仆人那样讨厌,最爱多嘴)她名叫范妮。
“范妮是谁?“
“格莱德夫人的贴身女仆,老爷。“
“格莱德夫人的女仆找我干什么?“
“有封信,老爷——“
“给收下。“
“她不肯交给别人,单要交给您,老爷。“
“是谁写来的?“
“哈尔科姆小姐,老爷。“
一听见哈尔科姆小姐,我立刻让步了。我已经习惯对哈尔科姆小姐让步。根据经验,我知道这才是息事宁人的办法。这一次我又让步了。亲爱的玛丽安!
“传格莱德夫人的女仆进来,路易。慢着!她的鞋吱吱喳喳响吗?“
这个问题我必须提出。吱吱喳喳响的鞋老是搅得我整天心神不宁。我已经横下了一条心去见那女仆,但是我还是不能横下一条心让那女仆打扰我。即使是我的耐性,它也有个限度。
路易明确地保证她的鞋没问题。我挥了挥手。他把她带了进来。这里是否需要我说明:她为了表示难为情,所以抿紧了嘴用鼻子出气呢?这一点即使你不向那些专门研究下等妇女性情的人说明,他们也会知道。
这里我也要为那个女仆说句公道话。她的鞋的确不吱吱喳喳响。但是,为什么女仆都会手上出汗?为什么她们都有着肥大的鼻子和死板的腮帮子?为什么她们的脸都那样粗糙难看,尤其是眼梢那儿?我身体不好,对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费神思考,但是我要请那些身体好的专家学者们研究一下。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女仆当中有不同的类型的呢?
“你给我捎来了一封哈尔科姆小姐的信吗?给放在桌上,别碰乱了那儿的东西。哈尔科姆小姐好吗?“
“回您的话,很好,老爷。“
“那么格莱德夫人呢?“
我没听见女仆答话。她那张脸显得更粗糙难看了;我以为她是开始哭了。我明明看见她眼底下有一些湿渌渌的东西。那是眼泪还是汗呀?路易(我刚才问过他)相信那是眼泪。他属于她同一阶层;他应当最了解她。那么,我们就假定那是眼泪吧。
除非是经过艺术加工,很巧妙地使眼泪变得不像是真的,否则我绝对厌恶眼泪。科学把眼泪描写成为一种“分泌“。据我理解,分泌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不健康的,但是,从感情的观点上说,我就看不出人们对分泌的兴趣何在。也许,由于我本人的分泌已经完全失常,所以我在这问题上存有一点偏见吧。不管怎样,这一次我的举动是极有分寸的,是合情合理的。我闭起了眼睛对路易说“你倒试试看把她要说的话解释清楚。“
路易试了,女仆也试了。结果是他们都把对方搅胡涂了,老实说,倒把我逗乐了。我心里想,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倒可以再叫他们来一次。刚才我把这个主意讲给路易听了。说也奇怪,他听了很不痛快。瞧这个可怜虫!
我侄女的女仆说明了她为何流泪,我的瑞士听差用英语转述了一遍,现在肯定不需要我再去重复那些话了吧?对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也许,我能够说出我的印象和感想。这样是不是也行呢?请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我好像记得,她开始(通过路易)告诉我,她主人辞退了她,不要她侍候女主人了。(请注意,这女用人的话通篇语无伦次。她被辞退了,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她被辞出来,就到一家客栈里去过夜。(那客栈又不是我开的,跟我谈那客栈干什么?)在六七点钟的时候,哈尔科姆小姐去跟她送别,交给她两封信,一封是给我的,另一封是给伦敦的一位先生的。(我又不是伦敦的先生——那个该死的伦敦先生!);她很当心,把两封信藏在了怀里(她的怀里和我有什么关系?);哈尔科姆小姐走后,她非常不高兴;一直到临睡前,始终无心饮食;后来,将近九点,她想到要喝杯茶。(起初不快活,后来又想喝茶,她这样愚鲁无知,主意不定,难道也应当怪我不成?);她正在烧水壶(我是完全照路易的原话写的,他说他明白那意思,要向我解释,但是我当然阻止了他)——她正在烧水壶,门开了,她吓成一团儿(又是她的原话,这一次不但是我,连路易听了也莫名其妙),看见伯爵夫人来到客栈的客厅里。这里我引用我侄女的女仆对我妹妹的尊称时,倒觉得挺有意思。我这位可怜的好妹妹,这位毫无风趣的妇女,嫁的是一个外国人。再说,门开了,伯爵夫人走进了客厅,女仆吓成一团。多么离奇古怪的事!
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会儿了,否则再也没法往下写了。我闭着眼睛仰靠了几分钟,路易洒了点儿科隆香水,让我疼痛可怜的太阳穴舒畅一些,我才能继续写下去。
伯爵夫人
不行。我虽然能继续写,但是坐不住。以下我只能仰靠着口授了。路易虽然口音怪难听的,但是他懂得文字,能够代写。这可方便多了!
伯爵夫人向范妮说明她为什么突然跑到客栈去,原来哈尔科姆小姐匆忙中忘了一两件事,她是捎口信去给范妮的。女仆当时急着要听她捎去的口信,但是伯爵夫人好像并不急于说出来(瞧我妹妹就是那样惹人讨厌!),一定要等范妮先喝了茶。夫人对下人十分体贴(完全不像我妹妹从前那样儿),她说:“可怜的孩子,我知道你准是需要喝茶了。咱们可以等一等再去谈那口信。这么着,索性让你省点儿事,我来把茶准备好,和你一起喝一杯。“我记得,女仆对我说以上的话时很激动。总而言之,伯爵夫人一定要自己去准备茶,并且装得那么谦卑,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她甚至自己端起了一杯茶,硬要女仆喝另一杯。女仆喝了茶,接着,据她本人说,当场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她五分钟后昏迷过去了,生平第一次昏倒了。这里我引的仍是她的原话。路易相信,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分泌了更多眼泪。我可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已经无力再坚持往下听,我闭上了眼睛。
我前面谈到哪儿啦?啊,对了——她跟着伯爵夫人喝了一杯茶,就昏迷过去:如果我是她的医生,我也许会对这种事感兴趣,但是,既然不是干那一行的,我听了只有厌烦的份儿。过了半个钟点,她醒过来时,已经到了沙发上,身边只有那老板娘一个人。伯爵夫人因为时间太晚,不能在客栈里久待,趁她要醒的时候就走了,老板娘为人很好,扶她上楼去睡了。
她等到人一走尽,就去摸摸怀里(很遗憾,我需要第二次提到她的“怀里“),发现那两封信纹丝未动,但是不知怎的都被揉皱了。半夜里她头晕,但是第二天早晨好了,可以上路了。她把寄给那个讨厌的陌生人(那位伦敦的先生)的信投进邮筒,这会儿又照着吩咐的话把另一封信交给我。她以上说的都是实话,她虽然不能怪自己故意疏忽,但是心里却感到十分不安,所以急于向我讨主意。这时候路易好像看到那分泌又出现了。也许它们是出现了,然而这时候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失去了耐性,张开了眼睛,出面干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侄女的这个糊涂女仆瞠目结舌,站在那里。
“试着给我解释一下,“我对我的听差说,“给我翻译一下,路易。“
路易试着给我解释和翻译。然而结果是他立刻被搅得昏天黑地,好像陷进了无底洞,而那女仆也跟着他陷了进去。说真的,我从来没这样乐过。于是我让他们留在洞底里逗我乐。一直等到他们不再招笑了,我才想办法拉他们上来。
不用说,经过盘问,我逐渐明白了女仆话中的意思。
我这才知道,原来她不放心的是:因为发生了刚才向我说的那一串事,她没能听到哈尔科姆小姐托伯爵夫人捎去的口信。她担心那些口信可能对女主人关系重大。她很想深夜去黑水园府邸打听,但又害怕珀西瓦尔爵士;她打算第二天在客栈里候着,但哈尔科姆小姐又曾经吩咐她无论如何不要误了第二天的早车。她非常着急,唯恐她不幸昏迷的事会再招来一件不幸的事:她的女主人会以为她疏忽失职。所以她来向我求教:是不是应当写封信给哈尔科姆小姐,一来向她解释,请求宽恕,二来请趁早来信告诉她那些口信。我写以上这段十分沉闷的文字,实在不能怪我。这都是他们吩咐我写的。看来也真莫名其妙,有些人更感兴趣的并不是我对我侄女的女仆所说的那些话,而是我侄女的女仆对我所说的那些话。瞧这件事够多么荒唐滑稽!
“如果您能教我一个更好的办法,老爷,那我可太感谢您啦,“女仆说。
“你别多管闲事,“我把自己常说的这句话应用到这个听我说话的人身上。“我这人就是一向不多管闲事。好啦。话完了吗?“
“既然您认为我不可以随便写信,老爷,那我当然不敢多事。可是我真想尽心尽力地侍候好了太太——“
凡是下等人,都不懂得怎样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一间屋子。他们必须由那些比他们更高贵的人帮助解决这一困难。我认为这会儿该是我帮助女仆离开的时候了。于是我用了两个恰如其分的字帮助她:“再见!“
瞧这个古怪的女仆,也不知道她身体外面还是里边的什么东西突然吱喳响起来。当时路易正望着她(我可没去瞧她),说那是她行屈膝礼时发出的吱喳声。多么古怪!是她的鞋,是她的紧身褡,还是她的骨头在响?路易相信,那是她的紧身褡。真是怪事!
人一走尽后,我就打了个盹——我实在需要睡一会儿了。等到醒过来,我才注意到亲爱的玛丽安的信。只要我早先对信的内容哪怕是猜到了一丁点儿影子,我肯定不敢拆开它。不幸的是,我根本没有猜到。我看了那封信。它立刻惹得我烦恼了一整天。
像我这样生性最随和的人,实在是世间少有的——我对所有的人都迁就,对任何事都不动气。然而,前面已经说过,我的耐性也有它的限度。我摊开了玛丽安的信,感觉到,当然要感觉到,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人。
这里我要发表一点感想。当然,这些感想也是和现在所谈的非常严重的事件有关的,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提到它们了。
在我看来,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中,人类丑恶的自私都不及在已婚者对待独身者的态度中表现得那么明显生动,令人难堪。只要是你早先过分地虑事周到、克制自己,不愿给国内已经过分庞大的人口再增添一户人家,那么,你那些已婚的朋友,那些不像你一样虑事周到、克制自己的人,就会怀着报复的心理,把你选为他们倾吐婚后烦恼的对象,指定为他们所有的子女的朋友。丈夫和妻子畅谈他们婚后的烦恼,而单身汉和老处女只有耐心聆听的份儿。就以我为例吧。我一向虑事周到,至今仍旧独身;我那可怜的哥哥菲利普很轻率地结了婚。他临死时怎样呢?他把他女儿交给了我。他女儿是个可爱的姑娘。但监护她却是一项可怕的责任。为什么要把这项责任强加在我肩上呢?因为,既然是一个无辜的单身汉,我就负有责任分担我已婚的亲属的烦恼嘛。我全心全意地履行了我哥哥应尽的责任。我经受了无数的麻烦与困难,让我的侄女嫁给了她父亲所许配的人。她跟她丈夫不和,引起了不愉快的纠纷。她又是怎样对付这些不愉快的纠纷呢?她把这些纠纷转嫁给了我。为什么转嫁给了我呢?因为,既然是一个无辜的单身汉,我就有责任分担我已婚的亲属的烦恼嘛。可怜的单身汉啊!可叹的人情世故啊!
不用说,玛丽安的来信对我是个威胁。所有的人都威胁着我。只要我稍微犹豫不决,不敢让利默里奇庄园变成我侄女的庇护所,那么,各色各样的恐怖都会落在我这个可怜虫的头上。然而,尽管如此,我仍旧犹豫不决。
我上面已经说过,为了息事宁人,以前我遇事总对亲爱的玛丽安让步。然而这一次,由于她的主张实在深欠考虑,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我不由得踌躇起来。我如果把利默里奇庄园变成格莱德夫人的庇护所,怎能担保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不会跟随她来到这里,因为我留下了他妻子而向我大发雷霆呢?我看出这一办法会招来无穷麻烦,所以决定还是试着路儿去办。于是我写信给亲爱的玛丽安,请她(因为她没丈夫为她作主)先自己来这里和我谈一谈这件事。如果她能解答我的疑问,使我完全放心,那我就可以保证热忱欢迎我们亲爱的劳娜,否则这件事是办不到的。
不用说,当时我也想到,这样拖延时间会使玛丽安大发雷霆,她会使劲把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但是,如果采取另一个办法,那又会使珀西瓦尔爵士大发雷霆,他也会使劲把房门砰地一声关上。而如果这两个人当中非有一个前来大发脾气和砰地关上房门,我宁愿来的是玛丽安,因为我对她已经习惯了。这样一想,我立刻寄出了复信。无论如何,这样我就拖延了时间——我的天哪!哪怕是能拖延时间也是好的啊。
我每次精疲力竭时(我可曾谈到,玛丽安的信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总需要休息三天才能起来。我也太一厢情愿了——瞧我还指望有三天安静的日子哩。当然,我没能指望到。
第三天我收到一个素昧生平的人寄来的一封荒唐透顶的信。此人自称是我们家的法律顾问(指的是我们那位宝贝老顽固吉尔摩)的代理事务的合伙人,说他最近从邮局收到一封信,外面是哈尔科姆小姐的笔迹。他拆开信封时吃了一惊,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白纸。这情形引起了他的疑心(这位会动脑筋的律师,竟然怀疑信被人偷走了),他立刻写信给哈尔科姆小姐,但没收到复信。在困惑的情况下,他不像头脑清醒的人那样听任事态自然发展,而是采取了第二个荒谬的举动,来给我添麻烦,写信来问我可知道这件事。这真是活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呀?为什么这样自找麻烦不算,还要来给我找麻烦?我在回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那是我写得最尖锐的一封信。自从给沃尔特·哈特赖特先生那个十分讨厌的家伙写了解聘信以来,我还不曾写过比那措词更为犀利的信。
我的信产生了效果,此后我再没收到那个律师的信。
这件事也许并不十分奇怪。但另一件事确实令人纳罕,那就是:玛丽安此后再没来信,而且不像是会亲自来了。她这样出入意料地不再露面,对我是一件极好的事。我感到很快慰,猜想起来(我当然会这样猜想),大概我的已婚亲属又和好如初了吧。过了五天安静自在、独享清福的生活,我完全恢复了。第六天,我觉得精神很好,就把我的摄影师唤了来,叫他重新为我的艺术品拍摄准备捐赠的照相,以便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用来培养附近那些野蛮人的兴趣。我刚吩咐他到工作室里去,刚开始玩赏我那些钱币,路易突然拿着一张名片进来了。
“又是女仆吗?“我问,“我不见她。我身体不好,这会儿见女仆不合适。就说我不在家。“
“这一次是位绅士,老爷。“
来的是位绅士,当然要另眼看待。我去瞧那名片。
我的天哪!原来是我那讨厌的妹妹的外国丈夫。是福斯科伯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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