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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白衣女人 by 威尔基·柯林斯

2011-12-9 15:07

5

现在立刻就谈我首先去汉普郡进行调查的经过。
我一早离开伦敦,所以上午就到了道森先生家里。我抱着上述目的前往,但我们会谈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道森先生出诊簿里当然登记了第二次去黑水园府邸给哈尔科姆小姐治病的日期。然而,如果没有迈克尔森太太帮助他回忆,他仍不能从这个日期准确地倒着往回推算,而我已经知道,迈克尔森太太是无法帮助他回忆的。她已经记不起(在类似的情况下,又有谁记得起呢?),格莱德夫人走后又过了多少天,医生才又去诊疗他的病人。她几乎肯定是在格莱德夫人走后第二天将这件事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但是她不能确定那“第二天“是哪一天,因此也就不能确定格莱德夫人是哪一天去伦敦的。她也无法约略估计女主人走后又过了多久才接到福斯科夫人那封没注明日期的信。最后,仿佛上述的重重困难还不够多似的,当时医生本人又生了病,黑水园府邸的花匠给他捎去迈克尔森太太的口信时,他没像往常那样记下那是该月的第几天或星期几。
已经没希望从道森先生那里获得帮助了,但我决定再试一试,看是否能确定珀西瓦尔爵士到达诺尔斯伯里镇的时间。
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到了诺尔斯伯里镇,那家客栈已经关闭,墙上贴了一些招贴。听说,自从通了火车,客栈的生意就清淡下来。车站附近新开的旅馆抢走了那家老客栈(我们知道,珀西瓦尔爵士就是在那里过夜的)的生意,它大约两个月前就关闭了。老板带着全部财产和用具离开了该镇,至于他去到哪里,那我就无法确悉了。我问了四个人,他们谈到老板离开诺尔斯伯里镇后的计划和动向,但说法各有不同。
这时离最后一班火车开往伦敦还有几小时。于是我离开诺尔斯伯里镇车站,乘了一辆轻便马车赶回黑水园,准备去向那花匠和守门人打听。如果他们也不能帮我忙,那我暂时就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回城里去了。
我在离开黑水园府邸一里路的地方,向车夫问清了方向,然后打发走了马车,自己朝府邸走去。
我从公路拐上一条小道。看见一个人拿着一只毛毡提包,在我前面匆忙走向府邸的门房,这人长得很矮小,穿着一身陈旧的黑衣眼,戴着一顶特大的帽子。照我看来,他大概是律师事务所里的一名雇员;我立刻停下,让我离他更远一些。他没听见我的声音,也不朝后面看一眼,径自走得无影无踪。稍停,我走进府邸大门,仍看不见他,他分明已经走进屋子里了。
门房里是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年老的;这时想起了玛丽安形容的话,我立刻认出另一个是玛格丽特·波切尔。
我首先问珀西瓦尔爵士是否在府里;她们说不在,我接着就问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两个女人都只能告诉我他是夏天走的,我没法从玛格丽特·波切尔口中问出什么话来,她只会傻笑着摇头。年老的女人头脑比较清楚;我用话套她,她终于说出珀西瓦尔爵士是怎样走的,走时又是怎样惊动了她。她记得主人怎样把她从床上唤起,怎样大声咒骂,把她吓坏了——至于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她老实承认已经“完全想不起了“。
离开门房,我看见花匠正在离开不远的地方干活。我刚招呼他的时候,他怀疑地瞪着我,但是后来我提到了迈克尔森太太,而且我对他很和气,所以他就很乐意和我谈话了。这里用不着再去详述我和他的谈话——这次谈话和我打听日期的其他几次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花匠只知道他主人是在夜间赶着车走的,是在“七月里的某一天,也许是那个月的最后两星期里,也许是最后的十天里——“此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黑衣服戴大帽子的人从屋子里走出来,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注视着我们。
刚才我已经怀疑这个人到黑水园府邸来的目的。现在花匠不能(也许是不愿)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我就更加怀疑了,为了打破这一疑团,我决定去和他攀谈。作为一个陌生人,这时我所能提出的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打听府邸是否接待参观的来宾。于是我立刻向那人走去,这样问他。
从他的神态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知道我是谁,并且现在故意要激怒我,以便引起一场争吵。当时要不是我决意克制着自己,他单凭那十分傲慢无礼的答话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耐着性子,对他彬彬有礼地道歉,说我无意中多有冒犯(但他说那是“侵入私宅“),然后离开了园地。事实上,我完全没有猜错。我离开基尔先生事务所的时候,就有人认出了我,而且明明已经通知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于是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就被派到了黑水园,因为预料到我会去府邸或附近一带地方调查。他只要能抓住一点把柄,就会向我提出控诉,而地方长官就会插手,这样肯定会为我的侦查工作设置障碍,至少可以把我同玛丽安和劳娜隔离开几天。
我已准备好自己从黑水园到火车站的路上受到监视,就像前一天我在伦敦遇到的情形那样。但是当时我无法觉察出,这一次是不是有人跟踪我。穿黑衣服的人可能有他跟踪我的办法,只是我无法察觉,不论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还是在傍晚抵达伦敦终点站的时候,我确实都没有看见他。我徒步走回家去;在抵达家门之前,一直留心着走附近最冷清的街道,而且一再回过头去看后面空阔的地方。这是我最初在中美洲荒野里为了预防遭到暗算而学会的策略,没想到现在,在文明的伦敦中心,我却抱着同样的目的和更大的戒心,又一次运用了它。
我不在家的时候,玛丽安并未受到什么惊扰。这时她急切地问我事情进行得是否顺利。见我谈到调查工作迄今尚无成果,但是我却显得毫不在意,她不禁表示惊讶。
事实是,调查的失败丝毫也没有使我感到沮丧。我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把它们当作应当履行的任务,并未对它们抱很大希望。当时我几乎有一种类似快慰的心情,因为我知道这场斗争即将成为我与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一次较量。我那高贵的动机中已杂有复仇的欲望,老实说,一想到要为劳娜恢复身份,最可靠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是步步紧逼这个娶她为妻的恶棍,我就会感到一种满足。
虽然我承认自己个性不够坚强,不能禁止复仇的本能影响了我的意志然而我仍可以于心无愧地为自己说几句公道话:对于我和劳娜的未来关系,我并未存有任何卑鄙的念头;我从来不曾想到,有朝一日珀西瓦尔爵士被我制伏,我就要迫使他向我作出让步,私下里了结这桩公案。我从来没对自己说:“如果能够成功,我就要使她丈夫无法再把她从我手中夺走。“因为,只要一看到她,我就不能怀着这种念头去考虑未来的问题。只要一看到她已经可怜地变得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就只会想到要爱护她,像她的父兄一样爱护她,说真的,是从内心深处爱护她。现在,我只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只要她又强壮了,又快乐了,只要她又能像从前那样看着我,又能像从前那样和我谈话,我就会喜出望外,心满意足了。
我写以上这一段话,并非出于无聊的自我标榜。读者们尽可以根据以下即将叙述的事情评论我的为人。但是,在这以前,我也不妨把自己的优缺点好好地掂量一下。
从汉普郡回来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把玛丽安领到楼上我的工作室里,向她说明当时我已经考虑成熟的计划,即准备如何抓住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生活中唯一有懈可击的要害。
要探明他的隐情,就必须发现我们至今尚无法猜透的那件有关白衣女人的秘密。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可以向安妮·凯瑟里克的母亲寻求帮助,至于凯瑟里克太太是否肯在这方面吐露什么隐情或者采取什么行动,那又要看我是否能够先从克莱门茨太太那里获悉某些有关当地的情况和家事的底蕴。经过仔细考虑这一问题,我开始相信,如果要重新开始调查,我们首先需要跟安妮·凯瑟里克的忠实朋友和保护人取得联系。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找到克莱门茨太太。
多亏玛丽安头脑敏捷,她立刻为我必须解决的这一难题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好办法。她的主意是:写一封信到利默里奇庄园附近的农庄(托德家角),打听克莱门茨太太在过去几个月内可曾有信寄给托德太太。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被拆散的情形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这件事一旦发生之后,克莱门茨太太肯定会想到要向失踪的女人最爱去的一带地方,也就是利默里奇庄园附近,打听她的下落。我立刻看出,由于玛丽安提供了这一线索,我们对成功有了希望,于是她当天就给托德太太去信。
趁我们等候回音的时候,我又从玛丽安那里获得她所知道的一切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家庭情况和早年生活的材料。在这方面,她所提供的也只限于一些传闻。然而,她相信所谈的一小部分材料是可靠的。
珀西瓦尔爵士是独生子。他父亲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由于一种痛苦而又不治的先天性缺陷,从早年起就避免参加一切社交活动。他唯一的兴趣是欣赏音乐,他的妻子和他兴趣相同,据说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他年轻时就继承了黑水园的产业。夫妻俩住进了继承的庄园,并不和附近居民接近,也没人敢诱导他们放弃孤僻的习惯——除了那位倒霉的教区长。
教区长并不是怀有恶意,他只是由于过分热心,结果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听说费利克斯爵士离开学校时,在宗教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政治上几乎是一个造反者,于是,他就真心实意地看问题,认为自己完全有责任邀这位庄园主去教区教堂里听他宣讲大道理。费利克斯爵士对教区长这番出于善意但是不讲策略的干涉大发雷霆,甚至公然粗暴地侮辱了教区长,以致附近人家都写信去府里愤怒地抗议,连黑水园领地的佃户们也大胆而强烈地发表了他们的意见。从男爵对乡村生活根本不感兴趣,对他的领地和当地居民毫不留恋,于是宣布再也不受黑水园的人干扰,随即离开了那个地方。
在伦敦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他和妻子就移居大陆,再也不回英国。他们有时候侨居法国,有时候侨居德国——永远是深居简出,因为生理上的缺陷已使他产生了一种病态心理,所以这种生活方式对费利克斯爵士是必要的。他们的儿子珀西瓦尔出生在国外,受教于家庭教师。双亲中母亲首先去世。过后几年,父亲也亡故了,那可能是在一八二五年,也可能是在一八二六年。在这之前,珀西瓦尔爵士还年轻时,他有一两次回到英国,但直到父亲去世以后,他才结识了已故菲利普·费尔利先生。不久他们就变得十分亲密,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珀西瓦尔爵士还很少去利默里奇庄园(也许根本就没去过那里)。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也许曾经在菲利普·费尔利先生的朋友当中见过他一两次,但是那时候也许还不大了解他(或者始终就不了解他)。在费尔利家,劳娜的父亲是珀西瓦尔爵士唯一熟悉的朋友。
以上是我能从玛丽安那里获得的全部材料。这些材料对我现在的目的毫无用途,然而我仍旧把它们很仔细地摘录下来,希望它们将来也许会变得很重要。
托德太太的回信到了(按照我们指定的地点:寄到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个邮局里),我去取了回来,迄今一直为我们掣肘的形势,从现在开始变得对我们有利了。托德太太在信中提供了我们所寻求的第一项资料。
看来正像我们所猜测的,克莱门茨太太曾经去信托德家角,首先为她和安妮突然离开她朋友的农庄(我在利默里奇墓地里遇见白衣女人的第二天早晨)表示了歉意,然后把安妮失踪的事通知了托德太太,并请她在附近一带打听,看失踪的女人是否又会流浪到利默里奇村。在提出这些请求的时候,克莱门茨太太还很细心地注明了她的永久通信地址,现在托德太太就把那地址转告了玛丽安。那地址就在伦敦,从我们的住处前往,半小时即可到达。
打铁必须趁热:我决定按照这句成语行事。我第二天早晨出发,去见克莱门茨太太。这是我在侦查工作中迈出的第一步。现在我孤注一掷、非干不可的那件事,就从此开始。

6

根据托德太太所说的地址,我在格雷法学院路附近一条相当整洁的街上找到了那所公寓。
我敲了门,克莱门茨太太亲自出来开了。她问我是干什么的,看来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向她重述了我和白衣女人在利默里奇村墓地里谈话后见到她的情形,说时特别提醒她,我就是(像安妮·凯瑟里克自己所说的)安妮逃出疯人院被追捕时那个帮助她脱险的人。当时我只有用这方法赢得克莱门茨太太的信任。果然,我一提到这件事情,她就想起了以往的经过,随即把我让进客厅,急着要知道我是否带来了有关安妮的消息。
如果我告诉她全部经过,那必然会涉及有关阴谋的细节,而向一个局外人谈那些细节是很危险的。我还必须十分当心,不要让她对此事怀抱幻想,于是向她说明,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查明应对安妮失踪一事负责的人。为了自己将来不致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又补充说,对是否可以找到她一事我并不抱任何希望;说我相信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见到她了;我之所以关心这件事,主要是为了惩罚两个人,因为我怀疑这两人拐走了安妮,而且他们还使我和我的一些好友受到严重的伤害。一经把这几点解释清楚,我就让克莱门茨太太自己作出判断:我们是否共同关心这件事情(不论我们抱着什么不同的动机),她是否愿意协助我去进行这项工作,向我提供她所掌握的有关材料。
开始时这个可怜的妇人听得糊涂了,在激动下不大理解我的意思。她只能说,为了报答我对安妮的盛情厚谊,她乐意告诉我所有的事。但是她和生客谈话时不能很快找到一个头绪,所以问我应当从哪里谈起。
根据我的经验,要使一个不习惯于整理思想的人谈话,最困难的就是要她叙述一件久远以前发生的、需要进行回忆的事。我先请克莱门茨太太告诉我她离开利默里奇村以后发生的事,然后我很当心地试着提出问题,让她逐步地谈到安妮的失踪。
以下就是我这样探听后获悉的内容:
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离开了托德家角农庄,当天抵达德比;为了安妮的原故,她们在那里待了一星期。接着她们就到了伦敦,在当时克莱门茨太太所租的公寓里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来,由于住宅和房东方面的某些原因,她们不得不搬了家。她们每次出去,安妮总是害怕在伦敦市内和附近地方被人发现,克莱门茨太太也逐渐顾虑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搬往英格兰的一个最偏僻的地方,即林肯郡的格里姆斯比镇,那是她已故丈夫早年住的地方。丈夫的亲族在镇上都很有地位,他们一向待克莱门茨太太很好,所以她认为最好是到那儿去住,遇事可以有丈夫的朋友帮着她出主意。再说,安妮坚决不肯回到韦尔明亨她母亲家里,因为她是在那里被送进疯人院的,而且珀西瓦尔爵士肯定会到那里去,再一次找到她。她的反对具有充分的理由,克莱门茨太太认为很难驳回她。
在格里姆斯比镇首次发现了安妮的严重病症。报上刊出了格莱德夫人结婚的新闻,安妮一看到就发病了。
请来的那位医生立刻发现她患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她病了很长一个时期,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后来病情虽然逐渐减轻,但间或仍有反复。因此,第二年上半年她们一直留在格里姆斯比镇;按说她们还会在那里住上很久,但是这时安妮突然决定要到汉普郡去私下会见格莱德夫人。
克莱门茨太太竭力反对她为了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去冒险。安妮也无法解释自己的动机,只说她相信自己离死期已近,还有一件心事,无论冒多大的危险,也要去和格莱德夫人密谈一次。她对这件事已经拿定主意,说如果克莱门茨太太不愿意陪她上路,她就要单独去汉普郡。医生听了这情形,认为坚决反对很可能使她发病,甚至会对她有生命危险;克莱门茨太太接受了医生的忠告,虽然又一次预感到会有麻烦和危险,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好依着安妮·凯瑟里克的意思做了。
在从伦敦去汉普郡的途中,克莱门茨太太发现,有一个同路人对黑水园附近的情况很熟,可以让她知道当地所有的路途远近。她从谈话中获悉,如果要让居住的地方远离珀西瓦尔爵士的府邸,以免发生什么危险,她们最好是住在一个叫桑登的大村庄里。那村庄和黑水园府邸相距三四里,所以安妮每次到湖边去,来回要走很多路。
在桑登村的头几天里,没人发现她们。她们住在离村庄不远的农舍里,房东是一个很规矩的寡妇,有一间卧室出租;由于克莱门茨太太千叮咛万嘱咐,至少在头一个星期里,房东把她们的事瞒得很紧。克莱门茨太太也曾竭力劝安妮别去见格莱德夫人,而是先写一封信给她。但是因为上次寄到利默里奇庄园的匿名信提出的警告没能起作用,所以这次安妮决意单独走一趟,坚持要亲自去和格莱德夫人谈话。
但是,安妮每次到湖边去,克莱门茨太太总是在暗中尾随着她,只是不敢走近船库,所以没看到那里发生的事。安妮从附近危险的地方回来,每天走的路太多,再加上情绪本来就很激动,以致身心方面都感到困乏,终于带来了克莱门茨太太长期来一直担心的后果。安妮的心脏痼疾,以及在格里姆斯比镇出现的其他病症,这时又复发了,于是她只好在农舍中卧床静养。
在这危急关头,克莱门茨太太凭经验知道,首先需要让安妮的焦急心情平静下去;为此,这位善良的妇人第二天就亲自前往湖边,看是否能够找到格莱德夫人(据安妮说,夫人每天总要出来散步,一直走到船库那儿),然后邀她悄悄到桑登村附近农舍里去一趟。走到种植场外边,克莱门茨太太遇到的不是格莱德夫人,而是一位年龄相当老的绅士,他身材高大,手里拿着一本书——那就是福斯科伯爵。
伯爵首先很仔细地向她打量了一阵,然后问她是不是要在那里找什么人;她还没来得及答话,伯爵就接着说,他是为了替格莱德夫人捎一个口信,正在那里等候一个人,不知道面前的这一位是不是他要与之联系的。
克莱门茨太太一听这话,立即向他说明来意,并请他把那口信告诉她,好让安妮安心。伯爵毫不犹豫,慨然答应了她的要求。他说那口信十分重要。格莱德夫人请安妮和她的好友立即赶回伦敦,因为她确信,如果她们再在黑水园附近多待一些时候,珀西瓦尔爵士就会发现她们。格莱德夫人本人日内也要去伦敦;如果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先去那里,让她知道那里的住址,她们在两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她的回音,并和她见面。伯爵还说,他原来打算当面警告安妮,只是怕安妮看到一个陌生人去和她谈话会受惊。
那时克莱门茨太太非常慌乱和焦急,当即回答说,她巴不得能将安妮平安地送回伦敦,可是目前没法让她离开附近危险的地方,因为她正卧病在床。伯爵问克莱门茨太太曾否去请医生;听到克莱门茨太太说,因为害怕村里人知道她们的来历,至今还不敢这样做,伯爵说他本人就是医生,如果克莱门茨太太愿意,他可以和她一同去,看是否能为安妮想点儿办法。克莱门茨太太千恩万谢地接受了他的好意(她当然相信伯爵,因为连格莱德夫人都把她的秘密口信托给了他),和他一同前去农舍。
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安妮正在酣睡。伯爵一看见她就大吃一惊(显然是由于看见她和格莱德夫人长得相像而感到惊奇)。可怜的克莱门茨太太还以为他是看见安妮病重而吃惊哩。他不让克莱门茨太太吵醒了安妮——他只看了看她,轻轻地诊了诊她的脉,问了克莱门茨太太几句有关病情的话。桑登是一个相当大的村庄,那里有一个杂货铺和一家药房,于是伯爵就到那里去开了药方,配好了药。他亲自把药带回来给克莱门茨太太,说那是一种强烈的兴奋剂,安妮服后肯定可以起床,去伦敦时不致感到劳累,因为那段路程只需要走几个小时。当天和第二天,病人都应当在指定的时间服药。到了第三天,她就好上路了;伯爵和克莱门茨太太约好了在黑水园火车站碰头,他将送她们乘中午班的火车。如果到了约定的时间不见她们前去,他就可以假定安妮的病势变得更为严重,那他就会立刻到农舍去看她。
后来并没发生这类意外的事。
安妮服了兴奋剂,效果异常好,再加上听克莱门茨太太说不久可以在伦敦见到格莱德夫人,她就更感到安慰了。她们准时到达火车站(在汉普郡待了总共不到一星期)。伯爵已等候着她们,当时正在和一位中年以上的夫人谈话,看来那位夫人也是乘那班火车去伦敦的。他很客气地招呼她们,亲自送她们上车,并请克莱门茨太太别忘记把她的地址寄给格莱德夫人。中年以上的夫人,没和她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她们也没看见她抵达伦敦终点站后去往哪里。克莱门茨太太住进幽静地区的一所上等公寓,然后按照约定的做法写信把住址告诉了格莱德夫人。
过了大约两个多星期,她仍没收到复信。
就在两个多星期后,一位夫人(就是她们在火车站看见的那一位)乘着马车来到,说她是格莱德夫人派来的,格莱德夫人当时在伦敦一家旅馆里等着见克莱门茨太太,要约一个时间会晤安妮。克莱门茨太太当然表示乐意去(安妮当时在场,也劝她去),尤其是因为她这次前去最多只需要离开寓所半个小时。于是她和那位中年以上的夫人(那分明是福斯科夫人)乘那辆马车走了。车刚走了一段路,还没到那家旅馆,那位夫人就吩咐把车停在一家店铺门口,请克莱门茨太太稍等一会儿,因为刚才她忘了买一件东西。此后,她再也没回来。
克莱门茨太太等了一阵,惊慌起来,就吩咐车夫赶车回她的寓所。等她回到那里,离开总共不过半小时多一点儿,安妮失踪了。
她向公寓里的人打听,最后只从一个女仆口中得到一点消息。女仆给一个街上来的小孩开了门,小孩留下一封信给“住在三楼的年轻女人“(三楼指克莱门茨太太所住的地方)。女仆送去信,然后走下楼,五分钟后看见安妮戴着头巾帽系着围巾开前门出去了。那封信大概是被她带走了,因为此后再没有找到,也就无法知道它是怎样把她骗走的。但诱骗的借口肯定很富有迷惑性,否则她在伦敦决不会自动地一个人离开寓所。克莱门茨太太要不是凭经验对这一点感到很放心,那她哪怕是短短半小时也无论如何不肯乘车外出的。
等到清醒过来,克莱门茨太太自然首先想到要去疯人院打听,担心安妮又被送回到那里了。
她以前曾经从安妮口中获悉疯人院的地址,所以第二天就赶到了那里。她得到的答复是:并没有这样一个人被送回来(她去打听时,很可能是在假安妮·凯瑟里克被关进去的前一两天)。她于是去信韦尔明亨给凯瑟里克太太,问她可曾看到她女儿,或者听到她的消息,但回信说不知道。收到了那封信后,她再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完全不知道应当再向什么地方打听或者采取什么措施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安妮失踪的原因和她最后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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