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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白衣女人 by 威尔基·柯林斯

2011-12-9 15:36

这里没必要再拿许多陈旧的琐事来干扰您。需要说的是:我遵守了双方谈妥的条件,而作为交换的报酬,我享受了每季支付的优厚的津贴。
有时候我也离开本地,短时期变换一下环境,但是每一次都必须事先征求我的管制者的同意,而一般呢,也总能获得他的许可。我已经对您说过,他不会把我逼得太紧,他没那么蠢。他知道,即使不是为了他,只是为了我本人的原故,我在保密方面总是相当可靠的。离开这里,走得最远的一次旅程,是去利默里奇探望我病危的异父姐姐。听说她攒了一些钱,我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准备在这方面动动脑筋(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的养老金被停止支付了呢)。然而,结果是白费气力,我什么也没弄到手,因为她一个钱也没有。
那一次到北方,我是带着安妮一起去的。对那孩子,我往往是好一阵子歹一阵子,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常常是妒嫉克莱门茨太太对她的影响。我根本不喜欢克莱门茨太太。她是一个头脑空虚、无精打采的可怜的女人,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天生讨人厌的那种女人。为了使她难堪,我时常故意带走了安妮。我在坎伯兰护理病人的时候,因为无法安置我女儿,就把她送进利默里奇的村校。庄园女主人费尔利太太真可笑(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把英国第一美男子迷得娶了她),竟会十分钟爱我女儿。结果是,我女儿在学校里什么也没学到,反而在利默里奇庄园里被骄纵坏了。那儿的人,除教了她一些古怪的想法,还让她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老是要穿白衣服。我喜欢花哨,最恨白色,所以决定一回家就要打消她这怪念头。
说也奇怪,我女儿开始对我坚决反抗。她那头脑里一经有了个念头,像一般智力低劣的人那样,就会十分固执地死缠着那个念头不放。我们争吵得很厉害,大概克莱门茨太太看了很不高兴,所以提议把安妮带到伦敦去和她一起住。如果当时克莱门茨太太不护着我女儿,主张让她穿白衣服,那我是会同意她们去的。但是,我坚决不许我女儿穿白衣服,更不喜欢克莱门茨太太站在她一边反对我,我就说:不行,一定不行,坚决不行。结果我女儿留下了,但是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第一场牵涉到那件秘密的激烈争吵。
那场争吵发生在上述事件过了很久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在新镇上定居多年,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我的丑恶名声,我慢慢地在那些体面的居民当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在这方面,身边的女儿给了我很大帮助。她那天真无邪的性情和爱穿白衣服的怪癖,引起了一些人的同情。因此我也就不再反对她喜爱白颜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肯定会为了她的原故而同情我的。可不是,结果确是这样。我记得,就是打那时候起,我在教堂里选了两个最好的座儿;我记得,坐了那位子以后,牧师就开始向我鞠躬了。
再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一天早晨收到了那位高贵绅士(现在他已经死了)的回信,因为我曾去信通知他:根据协议,我要离开镇子,稍微调换一下环境。
照我猜想,收到了我的信,他那流氓无赖的脾气一定大大发作,因为在回信中,他用最粗野傲慢的话拒绝了我,以致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当着我女儿的面骂了他,说他是“下流骗子,我只要一开口,泄露了他的秘密,就能毁了他的一生“。此外我再没说其他有关他的话,因为,这几句话刚一出口,一看见我女儿的那张脸,看见她正急切地、好奇地紧瞅着我,我就清醒过来。我立即吩咐她离开那间屋子,叫她等我冷静后再进来。
这里不妨告诉您,后来回想起自己愚蠢的举动,我的心情是难受的。那一年里,安妮变得比以往更痴呆古怪了,我一想到,她会在镇上重复我所说的话,而如果有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人去盘问她,她再把那些话牵扯到他的身上,可能导致某些后果,这时我就感到十分恐怖。我为自己担心,怕他会做出什么事来,然而,最担心害怕的也无过于此而已。万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那样的事。
第二天,我事先没获得任何通知,他就来看我了。
从他的第一句话和他说话的口气中,就可以清楚地听出,毫无疑问,他已经懊悔不该那样傲慢无礼地驳回我的请求,现在是憋着一肚子气,试图趁事情没闹僵之前赶来进行补救。他看见我女儿和我一起在屋子里(自从前一天发生了那件事,我不敢再让她离开我了),就吩咐她走开。他们俩一向相处得不好,这时候他不敢向我出气,就把气发泄在她身上。
“离开我们,“他侧转了头瞪着她。她也侧转了她的头瞪着眼坐在那里,好像不愿意走开。“你听见了吗?“他大声咆哮,“离开这屋子。““你对我说话,可要客气一些,“她涨红了脸说。“把这个白痴赶出去,“他朝着我说。她一向有她自己的古怪想法,很看重自己的身份,“白痴“这个词立刻激怒了她。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已经气冲冲地走到他跟前。“你这就向我道歉,“她说,“否则我就要叫你吃苦头。我要说出你的秘密。我只要一开口,就能毁了你的一生。“就是我说的那些话!——她一字没改地重复了我前一天所说的话。当着他的面重复了一遍,就好像那些话是她所说的。我把她往屋子外面推,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脸白得像我写信的这张纸。等到他恢复了冷静别再去提它啦!像我这样有身份的妇女,我怎能写下他冷静下来后说出的那些话。握着这枝笔的是一位教友,一位捐款印行星期三讲道词《为正义辩护》的教友:我怎能用这枝笔去写那些下流话?您还是自己想象一下全英国最下流的恶棍狂怒时咒骂的话吧,咱们还是把这件事一笔带过了,瞧它是怎样结束的吧。
您这会儿大概已经猜到,结果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他坚决要把她关起来。
我试图进行挽救。我对他说,安妮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的底细,因为我只字不曾提到它,她只是鹦鹉学舌地重复了从我口中听到的话。我还解释:只是由于对他痛恨,她就假装出知道了一件自己实际上并不知道的事;只是由于听了他刚才那样骂她,她就要恐吓和激怒他;而我呢,不该说出那几句话,它们正好为她提供了一个恶作剧的好机会。我向他列举了她的其他一些古怪举动,提到了他也知道的那些痴呆人的荒诞想法,但是,我怎么说也没用,怎么赌咒发誓也不能使他相信,他一口咬定我泄露了他的全部秘密。简单一句话,他什么都不听,一定要把她关起来。
在这种情形下,我尽了我做母亲的责任。“可不能进穷人住的疯人院,“我说,“我不能送她进穷人住的疯人院。既然你要这样办,那么就把她送进一所私人开办的吧。我们有母女之情,我还要保持我在镇上的名声;我只能同意进一所像我那些有身份的邻居送有病的家属去住的那种私人医院。“以上就是我当时所说的。回想到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我感到问心无愧了。我虽然不太钟爱我那已死的女儿,但是我还是相当重视她的身份。多亏我主意拿得稳,我的孩子总算没沾上穷苦的污点。
我达到了我的目的(这一点总算更容易地做到了,因为有不少私人开的疯人院),这里我不得不承认,这样把她关起来,也有它的好处。第一,她得到极好的照顾,受到大家闺秀应有的待遇(这一点我当然要说给镇上的人听)。第二,幸而把她从韦尔明亨送走,否则她会在镇上重复我不当心说出的话,引起人们的猜疑和追究。
禁闭的事只招来一件麻烦,但那是无关紧要的。她说“知道秘密“,只是一句夸大了的话,但被禁闭后就形成了固定的幻觉。她最初说那话,只是对得罪了她的人表示忿恨,但后来她就很狡猾地看出这些话很能吓倒他,并且很机警地发现,自己被囚禁的事是由他插手的。结果是,她进疯人院的时候,对那个人忿怒得完全像发了狂一样,当护士们安慰她时,她一开口就说:她之所以被关起来,是由于知道了他的秘密,只要时机一到,她就要说出那个秘密毁了他。
您那次无意中帮她逃走的时候,也许她对您说了同样的话。她肯定还会把这些话告诉那个不幸的女人,那个嫁了我们这位温柔体贴的、没合法名义①的的绅士,最近死了的女人(这是我今年夏天听到的)。如果当时您或者那位倒霉的夫人仔细盘问我女儿,一定要她解释清楚这些话的意思,那你们就会看到她突然失去常态,显得茫然无主、惊慌失措,你们就会发现我以上所写的全部是实话。她知道有着一件秘密——她知道谁和这件秘密有关——她知道这件秘密一旦暴露,受害的又是谁:可是,除此以外,尽管她装出了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气,尽管她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信口开河,然而,直到临死,其余的事她什么也不知道啊。
现在我满足了您的好奇心了吗?无论如何,在这方面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有关我本人和我女儿的事,我确实再没有其他可以奉告的了。她这样住进了疯人院,我总算尽了对她应负的一切重大责任。记得有一次,那个人叫我照着他指定的格式写一封信,答复一位哈尔科姆小姐的询问,说明我女儿被关起来的情况,这位小姐非常想了解这件事,她肯定是听到哪一个惯说谎的人造了我许多谣言。再说,后来有一次听到误传有人看见我逃走了的女儿,我就亲自到那附近一带去打听,想方设法去追查,以防她闹出乱子……好,够了,现在听了上面所说的一切,您对于这方面的经过,以及其他类似的琐事,大概已经不大感兴趣了。
信写到这里,我一直对您抱着最友好的态度。但是,在结束之前,我必须在这里补充几句话,向您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上次和我会见时,您曾很冒昧地向我提到我已故女儿的父亲是谁,仿佛那种关系是值得怀疑似的。您那种说法十分无礼,非常有失绅士的身份!如果我们再次相见,请记住,我不允许谁触犯我的名誉,决不允许谁用任何轻率的谈话玷污韦尔明亨的道德风尚(这里引我牧师朋友爱用的一个词儿)。如果您胆敢怀疑我丈夫不是安妮的父亲,那您就是十分粗鲁地侮辱了我。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怀有,并且现在仍旧怀有一种邪恶的好奇心,那么,为您本人的利益着想,我劝您永远打消了这个好奇心。不管在另一个世界上是怎样,但是,哈特赖特先生,在这个世界上,那种好奇心是永远也不会获得满足的。
看了我以上所说的,您也许认为有必要写一封向我赔礼道歉的信。那么,您就写吧,我愿意接受您的道歉。以后如果您希望约见我,我会更加宽容,会同意接见您。按照现在的境况,我只能请您吃茶点,但这并不是说,由于发生了那些事情,我的境况就不及从前了。记得我对您说过,我的生活一向过得很宽裕,我近二十年来已经储蓄了不少钱,下半世可以过得很舒适。我无意离开韦尔明亨。在这镇上,我还要争取做一两件事,将我的地位提得更高一些。您看到牧师向我鞠躬了。这位牧师已经结婚,但是他那老婆并不是①很懂礼貌的。我还要参加多加会,我一定要叫这位牧师的老婆也向我鞠躬。
如果大驾光临,我们的谈话必须限于一般的话题,这一点可得请您谅解。如果想要把这封信作为一个把柄,那可是办不到的,因为,我写完这信,就不再承认它是我写的了。虽然我知道证据都已被火烧毁,但是我相信小心谨慎总没错儿。
为此,我在信里没提到任何人的姓名,在信末也不准备签上自己的名:通篇的字都故意写得叫人认不出是谁的笔迹。我现在还要亲自去投这封信,同时要防人家根据这封信追踪到我家里。您当然没理由责怪我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因为这并不妨碍我为了表示领您的盛情而向您提供一切资料。我吃茶点的时间是五点半,我的奶油吐司可是不等候人的。
沃尔特·哈特赖特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1

看完了凯瑟里克太太的这封怪信,我忍不住要撕毁了它。信中通篇流露出冷酷无耻的邪恶心情,表达了一种狠毒的想法,试图将一件不该由我负责的灾祸强行归罪于我,我曾经不顾生命危险去救人脱险,而她却说什么那样引起的后果应由我负责: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厌恶,已经准备撕那信了,但是转念一想,觉得还是应当暂时等一等,不要急着把它毁了。
我之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完全不是为了要利用这信追究珀西瓦尔爵士的某些疑点。信中提供的有关这个人的事,只证实了我早已得出的结论。
这人犯罪的经过,一如我早些时候所设想到的;凯瑟里克太太始终没提到诺尔斯伯里镇的结婚登记簿副本,这就更使我相信,珀西瓦尔爵士肯定不知道有着这个副本,更不会想到它有被发现的可能。现在我对伪造登记的事已不再感兴趣,我之所以要保留着这封信,只是为了将来要利用它,去查明至今仍使我感到困惑的最后一件秘密:安妮·凯瑟里克的父亲究竟是谁。她母亲在这信里无意中漏出了一两句话,将来等我办完了更为迫切重要的事,有闲暇去追查另一项尚待收集的证据时,这几句话也许会对我有用。现在我虽然还没能找到那项证据,但并不因此灰心,我仍渴望能发现它,仍很想查明现在长眠在费尔利太太墓中的那个可怜人的父亲是谁。
因此,我把那信封了起来,很小心地藏在我皮夹子里,准备等时机一到,再去看它。
第二天是我在汉普郡的最后一天。等到我在诺尔斯伯里镇法官的传讯下再次出庭,出席了延期进行的一次庭审,当天下午或晚上我就可以乘火车回伦敦了。
仍像往常一样,我早晨的第一件事是去邮局。玛丽安的信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但是,信递到我手里时,我觉得它特别地轻。我急着拆开了信封。它里面只有一张对折叠着的小纸条。纸条上,经过匆忙涂抹,寥寥地写着这么几行:“快回来。我已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搬了家。到富勒姆区高尔路五号来。我会守候着你。不必为我们担心,我们都安好。可是你得回来。——玛丽安“
我完全被这几行字报导的消息吓坏了,因为它立刻使我联想到福斯科伯爵会玩弄什么阴谋。我握着那揉皱的纸条站在那里,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发生了什么事故?伯爵趁我不在的时候策划进行了什么阴谋诡计?玛丽安写了这张字条,现在已经过了一夜时间,而在我能赶回她们那儿之前,还得经过好些时候,这时也许又发生了一些我还不知道的不幸事件。然而,我却必须留在远离她们的地方,由于两桩案件而必须留在这里!
要不是因为对玛丽安满怀信心,暂时强自镇定,真不知道在焦急和惊慌中我是否会忘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只是因为想到她绝对可以信赖,所以我才能克制着自己,勇敢地等候下去。首先妨碍我行动自由的是验尸官的审讯。我在指定的时间参加了审讯,还需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入审理室,但后来庭上没要求我重复证词。这一番无谓的耽搁,对我的耐心是一次痛苦的考验,然而,我仍旧竭力耐着性子,尽可能一丝不苟地履行了所有的程序。
死者在伦敦的律师(梅里曼先生)也出了庭,可是对调查工作丝毫没有帮助。他只能说感到无比震惊,但对神秘的案情完全无法解释。验尸官根据死者的律师在延期审讯的休庭期间提出的几个疑点讯问了见证人,但是未能从答复中得出任何结论。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耐心调查,遍问了所有可供讯问的见证人,陪审团终于宣读了一般意外横死的判决书。除了作出正式判决以外,法庭还发布了一纸公告,说经过审讯无法证明:钥匙是怎样被偷窃的,火灾是怎样引起的,死者又为什么要进入法衣室。这项判决发表后,全部诉讼程序随之结束。死者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去准备必须办理的葬仪,见证人也都可以退庭了。
我决定一分钟也不耽搁就去诺尔斯伯里镇,于是,结清了旅馆里的帐,我就雇了一辆马车往镇上去。一位绅士听说我雇车,又看到只有我一人上路,便说他住在诺尔斯伯里镇附近,问是不是可以搭我的车回家去。我当然答应了他。
途中,我们的谈话自然集中到当地人士最感兴趣的那个题目上。
我这位新交的朋友,认识已故珀西瓦尔爵士的律师,曾和梅里曼先生谈到死者的事情和财产的继承问题。珀西瓦尔爵士负债累累,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他的律师也不得不老实承认这件事。死者没立下什么遗嘱;即使是立了遗嘱,他本人也没有财产可以留给别人,他从妻子名下得到的钱已全部被债主没收,应继承地产的是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的一个堂侄(珀西瓦尔爵士没留下子女),现任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船员。他将来会发现,这份意外得到的遗产,已经为支付大笔债务而被抵押出去,但是,只要他本人会算计,地产再过一个时期是可以收回的,这位“船长“生前仍可以成为一位富翁。
我最初只顾想到回伦敦,但是这些报道很有趣(并且,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它们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原先认为不应当把我发现珀西瓦尔作弊的事宣扬出去。被他窃取去遗产的继承人现在又将继承这份财产。二十三年来,从这份财产中应得的收入该是属于他的,但已被死者挥霍殆尽,现在再也无法收回了。如果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并不能给谁带来益处。但是,如果我继续保守那件秘密,我的缄默又会掩蔽了这个骗娶劳娜的人的真面目。起初,为了她的原故,我想隐瞒着这件事;但是后来,仍旧是为了她的原故,我终于用化名谈出了这件事。
我在诺尔斯伯里镇和与我邂逅相遇的旅伴分手后,立刻赶到镇公所去。完全不出我的预料,没人再到那里去控诉我,所以,履行了一切规定的手续后,我就被开释了。我离开法庭时,有人把道森先生的一封信交给我。信里说他因为有事不能亲自来,再一次向我表示,需要帮忙时可以去找他。我复了他一封信,对他的好意表示热烈感谢,并向他道歉,说未能当面致谢,因为有急事需要立刻赶回伦敦。
半小时后,我搭了快车赶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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