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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白衣女人 by 威尔基·柯林斯

2011-12-9 16:44

伊西多尔,奥塔维奥,巴尔达萨尔·福斯科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神圣罗马帝国伯爵;荣获骑士大十字铜勋章;美索不达米亚秘术会终身会长;欧洲各国音乐学会、医学学会、哲学学会、慈善团体等名誉会员)
伯爵的叙述
一八五○年夏,我在海外接受了一项性质很微妙的政治任务,来到英国。组织上任命我指挥几位与我有半官方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吕贝尔先生和夫人。我在定居伦敦郊区,准备进行活动之前,有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可供自己支配。好奇的人看到这里,也许要我说明那些活动的性质。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然而我很抱歉,由于外交上保密的需要,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
经过安排,我准备到我已故的朋友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高贵的府邸里度过我刚才所说的最初一段休息时间。他和他的太太从大陆上归国。我和我的太太从大陆上到来。在英国这片国土上,家室之乐的气氛最为浓厚,我们这样成双结对地来到此地,确实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这时候,由于两人在经济上抱有同病相怜之感,珀西瓦尔和我的友情就加深了。我们俩都需要钱。瞧这东西是多么迫切需要啊!瞧这东西是多么普遍缺乏啊!在文明世界中,有不同情我们的人吗?那人一定是麻木不仁的!要不,一定是十分阔绰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详谈那些有关的无聊的细节。我一想到了它们,就感到厌烦。不怕大家轻视,我不妨以古罗马人那种恬淡的风度公开承认:当时我和珀西瓦尔都已囊空如洗。现在,我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一笔带过也就算了,以后不必再重提它啦。
我们到了府邸,受到一位绝代尤物的欢迎,在气氛比较冷酷的社会中,她被称为“哈尔科姆小姐“,但我心底里只记得她叫“玛丽安“。
天哪!真没法想象,我竟然会那样快地拜倒在这位女性脚下。虽然已经六十,但我却像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那样热烈地爱上了她。我把全部的感情像金币般倾倒在她脚下。而我的妻子(我那可怜的天使!),这位一向崇拜我的妻子,则只从我手中得到几枚先令和便士而已。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爱情。我们这些人算得了什么啊?(我在问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傀儡戏舞台上的一些木偶罢了。哦,万能的命运主宰,请轻轻牵动我们的提线吧!向我们大发慈悲,让我们在可怜的小舞台上跳完这场舞吧!
我以上所说的话如果能被正确地理解,它就可以说明一整套哲理。那也就是我的哲理。
现在,我继续写下去吧。
有关我们刚住进黑水园府邸时的情形,玛丽安(请原谅我忘情,用教名亲密地称呼这位高贵的小姐)已在她笔下作了无比精确的描写,而且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虽然我这枝笔乐于效力,但有些事情,由于我已经详细知道了这位小姐的日记(我偷看了它,这件事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印象),而她记事时一般又是那样纤细靡遗,所以我大可不必再去重复它们了。
谈到我在这方面所涉及的事情(多么叫人关心和焦虑的事情!),那必须从玛丽安不幸患病的那一天开始说起。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时候我们的处境都十分窘迫。为了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珀西瓦尔需要一笔巨款(至于我也需要一小笔款子,这里就不必去提它了);唯一可以指望解他燃眉之急的,是他妻子的财产,然而,在她去世之前,那财产一文钱也不是属于他的。这情形已经够糟的了,但还有比这更槽的。我那不幸的朋友,正为了一些私事烦恼,但我和他的纯洁的友谊需要我在这方面保持应有的分寸,所以我不便打听那些事情。因为那样会显得太好奇了。我只知道,有一个名叫安妮·凯瑟里克的女人,隐藏在附近什么地方,和格莱德夫人互通消息,其结果可能会泄露一件秘密,而那样就必然要毁了珀西瓦尔。他曾经亲口对我说,除非能够封住他妻子的嘴,除非能够寻获安妮·凯瑟里克,否则他就要完蛋。如果他一完蛋,那么我们筹款的问题又会怎样呢?尽管生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然而一想到这一点,我真的发抖了!
这时我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寻找安妮·凯瑟里克一事上。我们的筹款问题虽然重要,但尚可推迟,而寻获这女人的事则十分迫切,刻不容缓。我只是从珀西尔瓦形容的话中知道,这女人长得和格莱德夫人异常相像。他之所以谈到这件奇怪的事,只是为了寻找这女人时,我可以比较容易地辨认出她,然而,后来我又听说,安妮·凯瑟里克曾经从一所疯人院里逃走,于是我头脑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设想,而最后则是实现了那件惊人的事情。我的设想是:要把两个身份不同的人完全调一个位置。格莱德夫人和安妮·凯瑟里克将彼此调换,她们的姓名、地位和命运都将彼此调换,而经过掉包所取得的那项巨大成功,不但为珀西瓦尔爵士赢得三万镑,而且为他永远保守了那件秘密。
重新考虑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我已凭直觉预料到(我的直觉难得会料错了事情),我们那位神出鬼没的安妮,迟早会再来到黑水园湖边的船库。于是我就去那里守候着;事先告诉女管家迈克尔森太太,说我要在那幽静的地方用功看书,有事可以到那里去找我。我做人的原则之一是:别让自己的举动不必要地显得神秘,别让人家怀疑我缺乏应当表示的诚恳。迈克尔森太太始终相信我。这个像是出身于大户人家的妇女(一位英国国教教会牧师的遗孀),处处流露出虔诚的神气。一个已届成熟年龄的妇女,会这样无限天真地信任别人,这使我十分感动,于是我慨然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
我在湖边守候,总算如愿以偿:虽然去到那里的不是安妮·凯瑟里克,而是她的监护人。这位监护人在信任别人时,也显得无限地天真,而我呢,和在上述的例子里一样,也接受了她对我的信任。我让她自己谈(她自己也急于要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绍我去见那个她悉心爱护的人。我首次看见安妮·凯瑟里克的时候,她正睡着。这个不幸的女人和格莱德夫人长得那样相像,我见了不禁为之震惊。在这之前,我对那项伟大计划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但一看见那个睡熟了的人的脸,就细致地想到了种种巧妙的安排。同时,我为人心肠最软,眼看到病人痛苦的情景,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我立即设法减轻她的病痛。换句话说,我为安妮·凯瑟里克准备了需要的兴奋剂,要让她恢复体力,可以动身去伦敦。
在这方面,我还不得不提出了一些异议,这样才避免铸成一件无法弥补的大错。
我年轻时曾经用功钻研医学和化学。尤其是化学,因为有关这门科学的知识能赋予人无穷的威力,所以它永远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我。我一向强调,化学家可以随意支配人类的命运。在续写下文之前,我要将这一点加以阐明。
人们都说,精神主宰世界。那么,主宰精神的又是什么呢?是肉体。而肉体(这里,请密切注意我的论点)则完全受制于一切主宰者中最有威力的化学家。只要让我福斯科运用化学,那么,当莎士比亚想出了《哈姆雷特》的题材,坐下来准备写他的作品时,我只要在他的日常饮食里洒上几粒药粉,就能影响他的肉体,削弱他的精神,直到后来他那枝笔只能够糟蹋纸张,写出来的都是最恶劣无聊的废话。谈到这一类的情况,我又想起了大名鼎鼎的牛顿。我敢担保,他看见苹果落下的时候,将不会发现吸引力的原理,而是吞吃了那苹果。尼禄刚吃完一顿饭,还没来得及消化,已经变成一个最温和的人;亚历山大大帝清晨喝了几杯酒,可就在当天下午,他看见了敌人就会抱头鼠窜。说真的,我们的社会很侥幸,因为,由于不可思议的好运道,现代的化学家都是一些好好先生。他们多数是受人尊敬的父亲,做了家长,开了店铺。少数是哲学家,他们在赞扬他们讲课的一片喝彩声中被冲昏了头脑;有的是空想家,他们把光阴浪费在不可能实现的想象上;也有的是江湖医生,他们胸无大志,连给我们拾鞋都不配。就这样,我们的社会避免了一场浩劫,而那具有无限威力的化学则始终局限于一些肤浅无聊、无足轻重的问题上。
为什么我要这样表示忿慨呢?为什么我要这样慷慨陈词呢?
因为,我的行为被一些人歪曲了;因为,我的动机被一些人误解了。有人认为,既然我会对安妮·凯瑟里克运用我渊博的化学知识,我就会同样对高贵的玛丽安运用这方面的知识。瞧这种想法有多么恶毒!从下文中可以看到,当时我是一心想要保全安妮·凯瑟里克的性命。至于玛丽安,我只急于要把她从那个冒牌医生,那个为她治病的笨蛋的手中救出来(那家伙后来从一位伦敦来的医生口中证实,我所提出的忠告全部是正确的)。我只有两次求助于化学知识,而那两次对接受试验的人都是毫无伤害的。第一次,我先跟踪玛丽安到黑水园村那家客栈(当时我躲在一辆运货大车后边,不让她看见,一面却在欣赏她那优美可爱的走路姿势),然后,我烦劳我的高贵的夫人,由她去抄录了一封信,并截下了另一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我那敬爱的敌人交给一个被辞退了的女仆的,当时的情形是,那些信都藏在女仆的怀里,所以,福斯科夫人为了拆开它们,看后执行她的任务,然后把信封好归还原处,她就只好求助于我藏在那半两重的瓶子里的科学的力量了。第二次是在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以后,我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有关这件事,我以下就要谈到)。除此以外,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不曾求助于我这门精湛的艺术。不论情况有多么危急和复杂,只需凭着天赋的才能,我照样能对付敌人,控制局势。可以说,我在这方面赋有随机应变的智慧。这里承认我不曾利用化学家的技术,正说明我具有非常人所具有的才能。
应当说,我这样发一发脾气是好的。这一来我就感到非常舒畅了。好,言归正传!让我继续往下谈吧。
我向克莱门特太太(也许是克莱门茨太太吧,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出主意,说为了防止珀西瓦尔爵士找到安妮,最好是把她送到伦敦去,对方欣然采纳了我的意见,我约定了一个日期和这两个上路的人在火车站碰头,亲自送她们上了车,然后才回到府邸去应付一些急待解决的困难问题。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只能由我太太忠心耿耿地协助办理。我已经和克莱门茨太太说好,为了安妮的原故,她应当把伦敦的住址通知格莱德夫人。但是这样安排还不够妥当。也许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我不在的时候,使克莱门茨太太单纯的信心发生动摇,她可能根本就不去写那封信。我能找谁和她同车去伦敦,在暗中探明她的住所呢?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立刻我想起了我的贤内助,福斯科夫人。
一经决定托我太太去伦敦,我就作了种种安排,要使她这一次出去能完成双重任务。我当时还需要一位看护来照看病中的玛丽安,这看护不但要对病人,同时还要对我负责。很幸运,当时恰巧有一位非常能干可靠的妇女,可以供我差遣。我指的就是那位可敬的护士长吕贝尔夫人,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太太送到她伦敦的住所。
到了约定的那天,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凯瑟里克跟我在车站上会齐。我很礼貌地送走了她们俩。我很礼貌地送走了乘同一班车去的福斯科夫人。我太太一丝不苟地办好了我嘱咐她做的事,那天很晚的时候回到了黑水园。她由吕贝尔夫人陪伴着,并给我带回来克莱门茨太太伦敦的住址。此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项预防措施是多余的。克莱门茨太太准时把她的住址告诉了格莱德夫人。为了将来万一需要,我保留了那封信。
同一天里,我和那医生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我从神圣的人道主义出发,抗议他对玛丽安采用的疗法。和所有愚鲁无知的人相同,他的态度很是傲慢。当时我不发怒,不去和他争吵,我要把这场争吵推迟到有必要和能起作用的时候。
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离开黑水园,亲自出门走一趟。为了即将发生的事,我需要在伦敦租好一幢房子。由于涉及到别人的家务琐事,我还需要去和弗里德里克·费尔利先生打一次交道。我在圣约翰林区找到了需要的房子。我在坎伯兰利默里奇村找到了费尔利先生。
由于早已在暗中摸清了玛丽安的信件的内容,我知道,为了要平息格莱德夫人夫妻间的纠纷,玛丽安曾经写信给费尔利先生,打算陪格莱德夫人去坎伯兰她叔父家里。当时我就很有见地,我让这封信送到了它的目的地,认为这一做法不会有什么害处,说不定还会带来好处。现在我就要亲自去会见费尔利先生,尽力促成玛丽安的提议,同时,由于玛丽安患病,必须给这提议作一些修改,而这样我的计划就更容易实现了。必须使格莱德夫人在她叔父的邀请下单独离开黑水园,还必须使她叔父特地嘱咐她旅途中要在她姑母家里(我圣约翰林区的住宅里)歇一夜。我去拜访费尔利先生,就是为了要办妥这一切,要取得一封邀请信,可以拿去给格莱德夫人看。其他的事这里就不必多谈了。需要交代的是:这位绅士不但身体差劲,头脑也差劲,我把我的脾气全部发泄在他身上。我来到,我看见,我战胜了费尔利先生。我回到黑水园府邸(带着这封邀请信),发现医生对玛丽安采用的愚笨的疗法已经造成惊人的恶果。高烧已经转为伤寒。我回来的那一天,格莱德夫人要强行进入病房服侍她姐姐。我毫不同情这位夫人,因为她犯了一件无法容忍的过失,她曾经管我叫间谍,严重地损害了我的感情。她不但妨害着①仿效古罗马独裁者凯撒战胜法纳塞斯时所作的豪语。而且妨害着珀西瓦尔。尽管如此,但我是宽宏大量的,我总不能故意让她受到传染的危险。然而,我也不去阻止她甘冒危险。当时如果她真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以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我那样不惜耐心费时进行的复杂工作也许早已一蹴而就。结果是,医生出面干涉,她没能进入病房。
我早就主张去伦敦请医生。现在他们照我的意思办了。医生来到后,证实了我的诊断是正确的。病情严重。但是,在疾病转为伤寒的第五天,我们又对这位可爱的病人有了希望。在这期间,我只离开黑水园一次——那一次我乘早车去伦敦,为我圣约翰林区的房子作了最后安排,并暗中探明克莱门茨太太确实没迁移,然后和吕贝尔夫人的丈夫初步解决了一两件小事。当晚我就回来了。又过了五天,伦敦医生说我们关心的玛丽安已安全脱险,此后只需当心护理就行了。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时机。既然病人无需医生治疗,我就走出了第一步棋,斥责医生无能。因为当时他是亲眼目睹我的行动的许多人之一,所以必须除掉他。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由于我事先关照,珀西瓦尔拒绝干预这件事),我达到了目的。我向这个可怜虫大发雷霆,他无法招架,终于被赶出府邸。
那些仆人是下一步需要清除的障碍。我又吩咐了珀西瓦尔(他那见义勇为的精神,有待我经常加以激发),于是,有一天,迈克尔森太太听主人说要解雇所有的仆人,不禁大为震惊。我们遣散了府邸中所有的仆役,只留下一个女扑打杂,这女仆其笨无比,我们尽可放心,她不会发觉我们的秘密。仆人都走了以后,我们只需要支使开迈克尔森太太就行了,这件事做起来也很容易,我们差这位和善的女人去海滨为她女主人找一个住所。
当时的情况,正合我们的理想。格莱德夫人由于过分紧张,在房里卧病,那个愚蠢的女仆(我忘了她叫什么)夜里也被关在屋子里侍候女主人。玛丽安虽然恢复得很快,但还不能起床,由吕贝尔夫人照护着。除了我妻子、我和珀西瓦尔外,府邸里再没其他人了。在这样各方面都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我就要应付下一件紧急的事,走出我的第二步棋。
第二步棋的目的,是要说服格莱德夫人,要她同意不必由她姐姐陪伴,单独离开黑水园。除非我们能使她相信玛丽安已经先动身去坎伯兰,否则我们就没法叫她自愿离开府邸。为了使她回心转意,我们就把我们关心的病人藏到黑水园府邸一间没人住的卧室里。在一个死沉沉的黑夜里,福斯科夫人、吕贝尔夫人和我(珀西瓦尔不可靠,他不够冷静),共同完成了这件隐藏的工作。当时的情景极端紧张,十分神秘而又生动。按照我的吩咐,那天清晨就用木头做好了搬运床铺的牢固的活动架子。我们不必惊动病人,只需在床头和床脚轻轻抬起床架,就可以把她和床铺一起移到我们选定的地方。这一次并不需要用什么化学药品。我们可爱的玛丽安病后虚弱,睡得很酣。事先我们已经打开房门,点好蜡烛。我仗着力气大,抬床头一面的架子,我妻子和吕贝尔夫人抬床脚另一面的架子。我抬着这珍贵无比的床架,既怀有男子汉的柔情,又显出慈父的关切。哪里去找一位现代的伦勃朗,来描绘我们的夜间行列呢?我不禁为艺术惋惜!为这最精彩的画题惋惜!你找不到一位现代的伦勃朗啊。
第二天早晨,我和我妻子动身去伦敦,我们请吕贝尔夫人照看被隔离在空屋子里的玛丽安,她慨然应允,情愿和她的病人一起被关闭两三天。我动身之前,已把费尔利先生表示愿意接他侄女回去、并嘱她去坎伯兰途中在她姑母家里过夜的那封信交给了珀西瓦尔,教他接到我的通知后如何把信给格莱德夫人看。我还从珀西瓦尔那儿获悉安妮·凯里里克从前住的那所疯人院的地址,并取得一封给院长的信,说明以前逃走的病人现在又要来就医。
我上次去伦敦时,已经作好安排,等我们早车到达伦敦,临时雇用的仆役必须将一切准备就绪。由于事先很周到地采取了这一措施,所以我们当天就能走出那第三步棋:安妮·凯瑟里克被我们手到擒拿。
谈到这里,日期是很重要的。我这人不但感情十分丰富,而且办事条理分明。我能把所有的日期记得一清二楚。
那是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我先派我妻子乘一辆马车,去向克莱门茨太太施展调虎离山之计。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有一封冒充格莱德夫人在伦敦写的信就行了。克莱门茨太太被马车带走,我妻子途中借口要在一家店里买点儿东西,把她留在车上,然后躲开了她,回到圣约翰林区我的寓所,准备接待她所期待的来客。不用说,我们早就在仆人面前把这位来客说成是“格莱德夫人“。
同时,我已乘上另一辆马车跟了去,随身带着一封给安妮·凯瑟里克的信,说格莱德夫人要克莱门茨太太在那儿逗留一天,叫安妮由从前在汉普郡帮助她逃避了珀西瓦尔爵士、现在在门口候着的这位好绅士陪着一同去那里。这位“好绅士“差了马路上一个小孩送进去这封信,而自己则把车停在前面一两家门口等候回音。安妮一走出来,随手关上门,这位好人已经敞开车门接她,她刚一上车,车就开了。
(这里请原谅我插一句:瞧这件事够多么有趣!)
在去林苑路的途中,我的同车人并没显出害怕。而我呢,一向能随意装得比谁都和善,这一次当然扮得完全像个慈父一样了。瞧我有种种理由赢得她的信任!我配的药她服后见了效;我就珀西瓦尔爵士对她构成的危险向她发出了警告。也许,我在这方面太一味自信了吧;也许,我过分低估了低能者下意识的敏感性了吧。无论如何,我肯定是疏忽了这一点:她走进我的屋子时会感到意外,但我并没为她作好充分思想准备。我一领着她走进客厅,她看见那儿只有陌生的福斯科夫人,就显得极度紧张。即使她能像狗嗅出不曾看见的生物那样在空气中觉出危险,也不会比当时更加突然地无缘无故显出惊恐。我宽慰她,可是没有用。她那份恐惧我也许还能设法消除,但她那严重的心脏病却是任何灵丹妙药也无法治疗的。使我万分惊恐的是,她突然开始抽搐,而按照她那体质,这种全身的震动可以使她随时死在我们面前。
我们去请了附近的一位医生,说“格莱德夫人“需要他去抢救。我感到无比地欣慰,因为这位医生很有本领。我告诉他:我这个客人智力很差,并且容易陷入幻想,接着我就作了安排,只让我妻子一个人在病房里守护着她。其实,这个倒霉的女人已经病得很厉害,我根本不必担心她会泄露什么秘密。我唯一感到恐怖的是:假格莱德夫人可能死在真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之前。
那天早晨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吕贝尔夫人,叫她二十六日星期五晚上到她丈夫寓所里去找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珀西瓦尔,叫他给妻子看她叔父接她回去的信,就说玛丽安已经先走了,要她也在二十六日那天乘中午火车去伦敦。考虑到安妮·凯瑟里克的病情,我认为有必要加速办理这件事,应当让格莱德夫人在比我原订计划更早的时候交给我来摆布。在那种捉摸不定的可怕的情况下,叫我还能作出其他什么安排呢?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候机会,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了。当时听到人家称呼“格莱德夫人“时,我仍能勉强稳定住自己,只是在几声哀叹中偶尔流露了感情。然而,在其他方面,在那个值得记念的日子里,福斯科已经一反常态,黯然失色了。
安妮·凯瑟里克夜里睡得很坏,醒来时很疲乏,但那天晚些时候她又有了起色。我的精神本来容易恢复,这时也跟着振作起来。直到第二天二十六日早晨,我才收到珀西瓦尔和吕贝尔夫人的复信。我预料,除非是发生了意外,否则他们一切都会按照我的吩咐行事的,所以我就去定了一辆马车,准备到火车站接格莱德夫人,马车应于二十六日下午两点钟停在我家门口。看见所定的马车已登记好了,我就去和吕贝尔先生安排了一些事情。为了开一张所需要的疯病人证明书,我还另托了两个人帮忙。其中一个是我的熟人,另一个是吕贝尔先生的相识。这两位都很有气魄,对生活小节毫不介意;两个人当时都在为债务伤脑筋;两个人对我都是言听计从的。
我办完了这些事回去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种。我回到家里,安妮·凯瑟里克已经死了。她死在二十五日,可格莱德夫人要到二十六日才能抵达伦敦!
我慌了。想象一下吧。福斯科也慌了!
这时我们要后退已为时太晚。医生为了给我省麻烦,自己不怕费事,还没等我回到家就已经亲自去报了死亡的日期。此前我的伟大计划一直是无懈可击的,但现在它却留下了一个漏洞——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二十五日发生的这件命运注定的事。我勇敢地面对未来。珀西瓦尔和我的利益危如累卵,我们更无其他办法,只有将这盘棋走到底。我竭力恢复了无比的镇静,我重新入局应战。
二十六日清晨,珀西瓦尔的信到了,说他妻子将乘中午火车抵达。吕贝尔夫人的信也到了,说她将在当晚随后抵达。于是,我乘马车出发,丢下了停在我家里的假格莱德夫人的尸体,到火车站接三点钟抵达的真格莱德夫人。我把安妮·凯瑟里克来我家时所穿的衣服都带在身边,藏在马车里座位底下,准备用它们来化装,使那个已死的复活,一变而成为这个活生生的。多么精彩的情节啊!我要把它提供给英国新一代的小说家。我要把它作为崭新的题材,献给法国那些已经才思枯竭的剧作者。
格莱德夫人到了火车站。我们给她提取行李的时候站上的人又多又乱,我唯恐这件事耽误了更多时间(万一她的一个朋友恰巧也在那儿呢)。我们的马车一开动,她首先问我她姐姐的情况。我胡诌了几句最能安慰她的话,保证她这就上我家去看她姐姐。这次吕贝尔先生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租的房子变成了我的寓所,他在门厅里迎接我们。
我把我的客人让到楼上后房里,两位行医的先生正在楼下等着看病人,准备为我出证明书。我安慰格莱德夫人,不得不说了几句有关她姐姐的话,然后分别向她介绍了我的朋友。他们心中有数,简单而又认真地履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办理的手续。我一等他们离开,就重新走进屋子;为了早点儿结束这件事,我立刻向她危言耸听地谈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健康情况。
结果不出我的预料。格莱德夫人吓得昏了过去。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求助于科学方法。一杯下了药的开水和一瓶掺了药的嗅盐,解除了她的烦恼和恐慌。黄昏晚些时候,由于增加了药剂,她进入美妙无比的佳境,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夜。吕贝尔夫人及时赶到,为格莱德夫人化装。夜里给她脱去自己的衣服,第二天早晨给她穿上安妮·凯瑟里克的,这一切都由老成持重的好吕贝尔夫人亲自动手,绝对符合规矩礼数。我整天里都让我们的病人保持半清醒状态,后来,由于我那医生朋友的巧妙协助,我比原来希望的更早获得了需要的许可证。那天晚上(二十七日晚上),吕贝尔夫人和我把我们复活了的“安妮·凯瑟里克“送到疯人院。院里人接纳她时都感到惊讶,但并没犯疑;这都亏了那许可证和证明书,珀西瓦尔的信,容貌的相似,身上的打扮,以及病人当时精神错乱的状态。我立即回去,帮助福斯科夫人准备安葬假“格莱德夫人“,同时把真“格莱德夫人“的衣服和行李都保存好。后来,它们全部都由灵车运送到坎伯兰。我参加葬礼,身服重丧,表现了应有的庄严。
以上这篇在不平凡的情况下写出的同样不平凡的故事到此结束。至于我和利默里奇庄园进行联系时如何采取细致的预防措施,我所定的计划如何获得光辉的胜利,计划完成后又如何在经济上获得一些实惠:这一切都已经为人所知。这里,我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我先在感情上暴露了一个弱点,我后来就不会在计划上留下一个漏洞。正是由于我不顾性命地热爱玛丽安,所以,她救走她妹妹时,我才会不采取自卫措施。我甘冒风险,相信格莱德夫人已绝对无法恢复她的身份。如果玛丽安或哈特赖特先生试图证明她的身份,他们只会自己在社会上落得身败名裂,被认为是在进行卑鄙的诈骗;人们都不会相信他们,瞧不起他们,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危及我的利益,或者暴露珀西瓦尔的秘密了。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是这样盲目地碰机会。我犯的另一个错误,是珀西瓦尔由于固执和粗暴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却让格莱德夫人免于重进疯人院,并让哈特赖特先生再有机会从我手里逃脱。总而言之,在这种紧要关头,福斯科是很对不起他自己的。瞧我竟然会一反常态,犯下这样可悲的错误啊!要知道,使我铸成大错的是我的感情;要知道,支配我的感情的是玛丽安·哈尔科姆的形象:这是福斯科一生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弱点!
我以六十岁的高龄写出这样一份坦白书,这样一篇绝妙的文章。青年们!我要你们对我表示同情。姑娘们!我要你们为我洒泪。
以下让我再交代几句,好让那些屏神凝息地阅读此文的读者们轻松一下。
我凭自己的洞察力感觉到:那些遇事定要追根究底的读者们,看到这里不免要提出三个问题。现在我就将它们列举出来,一一加以答复吧。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福斯科夫人总是那样毫不犹豫,一心要实现我最大的理想,执行我最巧妙的计策?难道这里有什么秘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提一提我本人的性格,同时再这样反问一句:在人类历史中,你几曾见过像我这样的人没一个女的紧跟着他,情愿为他的一生牺牲自己的一切?再说,我记得我如今是在英国写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是在英国娶的妻子——那么,我要请问:在这个国家里,有哪一个女人出嫁后可以不依从丈夫的主张而自行其是?没有!她必须毫无保留地爱护、尊重、服从他。而这一切正是我的妻子所做的。我这里所持的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观点;我要高傲地声明,她是在正确地执行妻子对丈夫应尽的责任。闭口吧,不许你们诽谤!做妻子的英国妇女,你们都应当同情福斯科夫人!
第二个问题:如果安妮·凯瑟里克不是像当时那样死了,我又该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帮助精疲力竭的大自然出一点儿力,为她取得永恒的安息。我就要打开人生的牢狱之门,让这个囚徒,这个在精神与肉体方面都是不可救药的囚徒,幸运地获得解脱。
第三个问题:读者平心静气地分析了所有上述情况,难道会认为我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绝不应当有这种想法!为了不要背上恶名,我不是很小心地避免犯那些不必要的罪行吗?像我这样掌握了丰富的化学知识,我尽可以结果了格莱德夫人的性命。然而,我不顾自己蒙受巨大的损失,宁愿让自己的聪明机智、人道主义、慎重小心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我仅仅是剥夺了她的身份。请以我所具有的能力来评定我的为人吧。将二者加以比较,我显得多么天真啊!相反,在我实际所作所为的事情当中,我又显得多么仁义啊!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声明,我要写成一份非常精彩动人的证明文件。现在它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请欣赏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句吧——我最后把它们留给我永远离开了的这个国家。它们可以纪念这一件事,它们不愧出自我的手笔。
福斯科
沃尔特·哈特赖特结束这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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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伯爵的证明材料的最后一页,我必须留在林苑路的那半小时也结束了。吕贝尔先生看了看他的表,向我鞠了一躬。我立刻站起身来,留下这位代理人去看守那空房子。此后我再没见到他;再没听到他或他妻子的消息。他们爬出罪恶与欺诈的阴暗小径,横过我们所走的道路,然后又悄悄爬回到原来的小径上,就那样失去了踪影。
离开林苑路,一刻钟后我回到了家里。
我只用简单几句话,向劳娜和玛丽安说明我怎样完成了那件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并让她们知道此后我们的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事。我把所有的细节都留到那天晚些时候详谈,首先立刻赶回圣约翰林区,去看福斯科伯爵到火车站接劳娜时向他租马车的那个人。
我根据手头的地址,找到了离林苑路大约四分之一里路的那家“马车行“。老板是一位很有礼貌的老实人。我向他解释,说我为了一件重要的家务事,需要确定一个日期,想请他查一查他的出车登记簿,也许他的营业记录能为我提供那项材料,他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登记簿被取出来;就在“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那个日期下面,记有这样一条:“林苑路五号福斯科伯爵预定四轮轿车一辆。下午二时出车。(约翰·欧文)。“
经过查询,我才知道,登记中“约翰·欧文“这姓名指的是当时被派去赶那辆车的人。这时他正在马房里干活,在我的要求下,他被唤来见我。
“你可记得,去年七月里给一位绅士赶车,从林苑路五号到滑铁卢桥火车站吗?“我问他。
“嗯,先生,“那个人说,“这个我可记不大清了。“
“也许你能记得那位绅士的长相吧?你可回想得起,去年夏天给一个外国人赶车——一位身材高大的绅士,长得特别胖?“
那个人立刻脸上闪出光辉。“我记起来了,先生!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胖的绅士——我从来没给他那样沉重的客人赶过车。对了,对了——我想起他来了,先生。我们是去火车站的,是从林苑路去的。有一只鹦鹉或者什么鸟儿,在窗子里尖声怪叫。绅士给那位夫人找行李的时候很着急,他赏了我很多钱,因为我做事麻利,给他搬那些箱子。“
搬那些箱子!我立刻想起劳娜怎样叙述她抵达伦敦时的情景。说一个由福斯科伯爵带到车站去的人给她提取行李。原来就是这个人。
“你看见那位夫人了吗?“我问。“她是什么样儿?是年轻还是年老?“
“这个,先生,当时那么着急,又有那么多人你推我挤的,我这会儿可说不上来那位夫人是什么样儿了。有关她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除了她的姓。“
“你还记得她的姓?“
“记得,先生。她是格莱德夫人。“
“连她什么样儿都忘了,你怎么又会记得她的姓呢?“
车夫笑了,他移动着一双脚,有点儿不好意思。
“这个吗,不瞒您说,先生,“他说,“那时候我结婚不久;我老婆改姓我的姓之前,她和那位夫人同姓——我的意思是说,她也姓格莱德,先生。是那位夫人自己报出了她的姓。‘您箱子上有您的姓吗,夫人?’我问,‘有的,’她说,‘我行李上有我的姓:上面标着格莱德夫人。’‘有这种事呀!’我心里说,‘我这脑子一向记不住贵人的姓——可是,无论如何,我把这个姓像个老朋友一样给记牢了。’要问时间,那我可完全说不上来了,先生,也许,是一年前吧,也许,不是的吧。可是,讲到那个胖子绅士,还有那位夫人的姓,我能担保没错。“
现在再无需他记得时间了,那时间已经完全由他老板的出车登记簿证实了。我立刻想到,现在已经掌握了确凿的事实,作为无法抗拒的武器,能一下子粉碎全部阴谋。我毫不犹豫,把马车行老板拉到了一边对他说,他的登记簿和他车夫的证明有多么重要。我们很容易地谈妥,应当如何补偿老板由于暂时缺了这个车夫而蒙受的损失,我还抄录了登记簿里的这条记录,由老板亲笔签字作证。约翰·欧文此后将由我使唤三天,或者,如果需要的话,借用更多时间,一经这样约定后,我就离开了马车行。
现在我已取得一切需要的文件;区户籍登记办事处原先发出的死亡证,以及珀西瓦尔爵士给福斯科伯爵那封注有日期的信,都给藏在我的皮夹子里。
随身带着文字证明,记清楚了马车夫的答话,我掉转方向,朝基尔先生的事务所走去,自从调查工作开始以来,现在是第一次去那个地方。我这次再去访问他,一个目的是要告诉他我所做的事情。另一个目的是要事先通知他:我已决定第二天早晨陪我妻子去利默里奇庄园,要让她叔父公开承认她,接纳她回家。当时吉尔摩先生不在,在这情况下,为了这家人的利益,基尔先生作为这家人的法律顾问,他是否必须亲自到场,这件事我要让他自己作出决定。
当基尔先生听我原原本本叙述自己所做的事时,他是如何感到惊讶,又是如何发表他的看法:这一切我都不必再谈了。这里需要说的是,他立即决定和我们一同去坎伯兰。
第二天清晨,我们乘早车出发——劳娜、玛丽安、基尔先生和我坐在一个包房里,约翰·欧文和基尔先生事务所的一个雇员坐在另一个包房里。我们在利默里奇村车站下了车,先去托德家角农庄。我坚决主张,劳娜的叔父必须先公开承认劳娜是他侄女,然后再让劳娜去会见他。托德太太听了我们到坎伯兰的来意大为震惊,我等这位善良的女人一恢复了镇定,就让玛丽安和她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同时我和她丈夫作了安排,立刻让约翰·欧文受到农庄上雇工们的款待。等这些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我就和基尔先生一同去利默里奇庄园。
我不能详细描绘我和费尔利先生的那一次会晤,因为,一想到那情景,我就感到厌恶、不耐烦,哪怕是回忆,那印象也会使我十分恶心。还是这样简单地总括一句吧:我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费尔利先生试图使出他那套老办法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从会见的一开始就不去理会他那彬彬有礼的傲慢态度。接着他就一迭声诉苦,试图使我们相信他已经受不住阴谋败露的消息带给他的震动,但是我们对此也不表示同情。最后,像一个坏脾气的小孩,他索性吸着鼻子,抽抽答答地哭起来。“人家都说他侄女死了,叫他怎能知道她仍旧是活着呢?只要我们让他有时间恢复镇定,他当然高兴欢迎亲爱的劳娜。难道我们会认为他是急着要进坟墓不成?当然不是。那么我们又何必这样催促他呢?“他一抓到机会就再三抗议,但是我最后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坚决要他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或是接受我的条件,认他的侄女;或是等将来法庭判定她仍活着,再承担此事的后果。他向基尔先生讨主意,基尔先生很爽快地说,这问题必须由他自己当场决定。不用说,他当然选择了能最快摆脱烦恼的办法,于是他突然打起精神向我们宣布:他身体不好,再也经受不了折磨,还是随我们去办吧。
我和基尔先生立刻下楼去,共同斟酌了一封信,准备以费尔利先生的名义发给所有曾经参加上次假殡葬的佃户,要他们第二天就到利默里奇庄园会齐。我们还开了一张条子,送给卡莱尔一家石匠铺,叫那铺子在同一天派人来利默里奇村墓地,准备铲去那碑文,基尔先生已安排好在庄园里下榻,他自告奋勇,要去把这些信件读给费尔利先生听,并且要他亲自在信上签名。
我用那天余下的时间,在农庄上写了一份揭露阴谋的简明材料,并加上了按语,以各方面提供的事实推翻了劳娜的死亡证明。我准备第二天在把这材料读给到会的佃户们听之前,先让基尔先生审阅一遍。我们作了必要的安排,议定读完材料后该用什么方式提出证明。这一切商议停当了,基尔先生就要谈劳娜的财产问题。我对这些事不熟悉,而且无意去了解它们,尽管我想到,作为一位办事认真负责的律师,基尔先生会不赞成我忽视那份留给福斯科夫人的遗产、不关心我妻子生前理应享受的利益,但我仍请基尔先生原谅,说我不愿谈这问题。我老实告诉他,说这问题牵涉到过去一些痛苦的事,我们自己从来不去提它,当然更不愿和别人谈它了。
天快晚时,我的最后一件事是去取得一份“墓碑上的记录“,趁伪造的碑文没铲除之前,先给它拓下一份底子来。
那一天来到了——那一天劳娜重新走进利默里奇庄园里我们熟悉的早餐室。玛丽安和我领着她一同走进去,所有集合在那里的人都从座位上站起。她刚一露面,我就看到大伙现出震惊的神色,听到他们表示诧异的窃窃私语。费尔利先生也到场了(根据我特别提出的条件),基尔先生站在他身旁。他的听差站在他背后,一只手拿着准备好的嗅盐瓶,另一只手拿着那块洒满香水的白手绢。
仪式一开始,我首先当众要求费尔利先生回答:我出席这个会,是不是已经由他授权,获得他的特许。他把手臂向他的听差和基尔先生两面伸出去,由他们俩扶着站起,然后声明:“请允许我介绍这位哈特赖特先生。我身体仍旧非常虚弱,我感谢他代表我发言。要谈的是一件十分骇人听闻的事情。请听他说吧——但是,你们可别闹腾呀!“说完了这几句,他就慢悠悠地在椅子里坐下,又去向那块洒满香水的小手绢求救。
我首先极其简单扼要地作了说明,接下去揭露阴谋的报告就开始了。我出席这个会(我告诉听众们),第一是要声明:我妻子,当时坐在我身旁的,是已故的菲利普·费尔利先生的女儿;第二要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大伙上次在利默里奇村墓地里参加葬礼,实际上葬的是另一个女人;第三是要向他们简单说明所有这一切的经过。接着,也不用什么开场白,我立即宣读那篇揭露阴谋的报告,简明扼要地交代了它的内容,只谈了阴谋中图财的动机,并没提到珀西瓦尔爵士的秘密,以免使我的报告变得复杂。报告完毕,我提请听众们注意墓碑上的日期(二十五日),并取出死亡证给大伙看,证明那日期是正确的。然后我向他们宣读了珀西瓦尔爵士二十五日写的信,信中说他妻子准备二十六日从汉普郡动身去伦敦。我接着说明她那次确实曾经上路,-----------------------这可以由马车夫亲自作证,我更提出马车行出车登记簿上的记录,证明她确是在那指定的日期到达的。接着,玛丽安亲自陈述了她是如何和劳娜在疯人院里会面的,她妹妹又是如何逃出来的。她的话说完后,我趁仪式结束时向到会的人宣布了珀西瓦尔爵士的死讯,以及我结婚的消息。
我重新就座后,基尔先生起立宣布,作为家庭法律顾问,他认为我已用他生平所见到的最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一件事。他说这些话时,我搂着劳娜,把她扶起,让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她。“你们都同意吗?“我问,同时指着我妻子,向前朝他们走近几步。
一听到这句问话,大伙就像触了电一样。屋子那面尽头,庄地上一个最老的佃户站了起来,其他所有的人也立即跟着站起。这时我看清了那个佃户,他那褐色的脸显得那么诚恳,头发是铁灰色的,这时他站在窗口的座位上,高挥着一条沉甸甸的马鞭,首先发出欢呼。“那就是她,好好的活着——上帝保佑她!你们喊好儿呀,哥儿们!喊好儿呀!“响应他的呼声此起彼伏,那是我听到的最悦耳的音乐。村里的工人和学校里的学生,一起聚集在草地上,也发出欢呼,声音回荡到我们这边。农妇们围住劳娜,抢着跟她握手,自己脸上涕泪纵横,一面却在安慰她,叫她鼓起勇气,不要哭泣。她激动得完全无法支持了,我不得不把她搀出人丛,扶到房门口。我在那里把她交给了玛丽安——我知道玛丽安以前从来不曾使我失望,而她现在充满勇气和自信,当然更不会辜负我们的信托。剩下了我一个人在门口,我首先代表自己和劳娜向所有到会的人致谢,然后邀请他们随我到墓地去亲眼看石匠铲去那碑文。
他们一起离开了屋子,加入了集合在坟墓周围的村民当中,这时石匠已在那里等候着我们。在一片紧张的寂静中,钢錾开始在云石上发出尖厉的声音。大伙静悄悄的,一动不动,直到最后“劳娜·格莱德夫人“几个字消失了。接着,人群感到一阵轻松,掀起了很大的骚动,仿佛觉得阴谋的枷锁终于从劳娜身上解除,然后,集合在一起的人慢慢地散开了。碑文尚未全部铲净,天已经晚了。后来,只在原来的地方刻上了这样一行:“安妮·凯瑟里克卒于一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黄昏中,我赶早回到利默里奇庄园,向基尔先生道别。他和他的雇员,还有那个车夫,一起搭当晚的火车回伦敦去了。他们刚走,我就收到费尔利先生一封措词傲慢无礼的信(刚才,佃户们欢呼着响应我时,他已在完全瘫痪的状态中被抬出了屋子)。信中表达了“费尔利先生最热烈的祝贺“,并希望知道“我们是否有意留在他家“。我的答复是:我们这次到他府上来的唯一目的已经达到;现在只想回自己的家,任何其他人的寓所里我们都不愿意久留;费尔利先生一点也不必为将来会再看见我们的影子或听见我们的声音而担心。我们回到农庄上我们的朋友家里,在那里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由全村里的人和附近所有的农民,满怀热情与善意,一直护送到火车站,最后我们回到伦敦。
当坎伯兰的小丘在远处逐渐模糊时,我回想起:现在已经结束的这场漫长的斗争,是在多么令人沮丧失望的情况下开始的啊。现在回顾已往,我觉得很奇怪:当时贫穷使我们毫无希望获得外来的援助,迫使我完全靠自己采取行动,然而,正是这一情况间接地帮助我们获得成功。假如我们当时有足够的钱,可以得到法律的帮助,那结果又会怎样呢?从基尔先生本人的话里可以听出,打赢这场官司是毫无把握的;而从实际经受的考验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打输这场官司却是十分肯定的。如果依靠法律,我永远也不会去和凯瑟里克太太会见。如果依靠法律,帕斯卡永远也不会迫使伯爵作出交代。

2

要将这篇故事全部交代清楚,我还得补叙两件事情。
经过长时期的抑郁,我们初次感到心情轻松了;就在这时候,最初给我介绍木刻工作的那位朋友找我去,又一次表示关怀我的生活。他的几位老板都很想知道法国人在木刻实际应用方面的一项新发明究竟具有什么优点,派他去巴黎代为进行了解。他本人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出差,于是,承他好意,提议转托我去办这件事。我很感激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委托,因为,如果我能按照理想完成这项任务,以后就可以经常为那份画报工作,而不必像现在这样只偶尔为它作画了。
我听了他的嘱咐,收拾好了行装,准备第二天出发。我再一次把劳娜托付给她姐姐(现在的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这时我又想起了我和我妻子都一再为之感到不安的一件重要的事,也就是玛丽安的终身大事。难道我们可以这样只顾自己,只管接受这位慷慨无私的姑娘的爱,让她为我们献出她的一生吗?为了最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难道我们不应当忘了自己,单纯去考虑到她吗?这一次临走之前,趁只有我和玛丽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试图和她谈这件事。她拉住我的手,不等我往下说就打断了我的话。
“咱们三个人在一起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她说,“除非是到了最后永别的时候,否则咱们是再也不分离的了。我的感情,我的幸福,沃尔特,都跟劳娜和你联系在一起了。再过一些日子,等到可以在你们的炉火旁听到孩子的声音,我要教孩子用他们的语言代我说话,那时候他们向父母背诵的第一课是:咱们离不开阿姨!“
那一次我不是单独去巴黎。在临行的最后一刻,帕斯卡决定和我同去。自从那天晚上去歌剧院以后,他始终没能恢复往常的愉快心情,现在决意要试一试,看一周的休假能不能使精神振作起来。
在我们抵达巴黎的第四天,我完成了委托的任务,写好了需要的报告。第五天,我作了安排,准备陪帕斯卡到各处游览取乐。
我们住的那家旅馆,由于客人太多,没能把我们俩安排在同一层楼上。我的房间在二楼,帕斯卡的房间在上面三楼。第五天早晨,我上楼去看教授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出去,刚要走上楼梯口,我看见他的房门从里边开了——扶着半掩着的门边,是一只纤长的神经质的手(那肯定不是我朋友的手)。就在这时候,我听见帕斯卡用他的本国语压低了声音急着说:“我记得那名字,可是我不认识那个人。你在歌剧院里看到,他样子完全变了,所以我没法认出他来。我要把报告送上去,此外我不能再做什么了。““用不着再做什么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回答。房门敞开,浅色头发、脸上有疤痕的那个人,正是我一星期前看见他尾随福斯科伯爵的马车的那个人,走出来了。我闪到一边,他向我鞠了一躬(瞧他那张脸苍白得可怕),走下楼梯时紧紧地扶着栏杆。
我推开门,走进帕斯卡的房间。他样子十分奇怪地蜷缩在一张沙发的角落里。我走近他时,他好像要躲开我。
“我打扰你了吧?“我问他,“我不知道你有朋友在这儿,后来才看见他走出去。“
“不是什么朋友,“帕斯卡急着说,“今天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他。“
“恐怕,他给你带来了什么坏消息吧?“
“可怕的消息,沃尔特!咱们回伦敦吧——我再不要在这儿多待了——这次我根本就不该来的。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不幸的事,变成了我最沉重的包袱,“他说时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到后来变成了我最沉重的包袱。我真想忘了它们,可是它们不肯忘了我!“
“恐怕咱们要到下午才能回去,“我回答。“这会儿你高兴和我一起出去走走吗?“
“不,我的朋友,我还是在这儿等着吧。可是,咱们今儿就回去——千万让咱们回去吧。“
我临走时向他保证,说他当天下午就可以离开巴黎。前一天晚上我们曾①约好,要用维克托·雨果那部著名小说作为导游指南,到巴黎圣母院楼上去一趟。这是我最渴望在法国首都瞻仰的名胜,于是我独个儿到那教堂去了。
沿着河滨走近圣母院,我路过陈尸所——巴黎的那所恐怖的死屋。陈尸所门口围着一大群闹哄哄的人。分明是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普遍的好奇,投合了一般人对恐怖的兴趣。
我本来会径直向教堂走去的。但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谈话从人丛边上传到我耳朵里。他们刚在陈尸所里看完了出来,正和身边的人谈到一具死尸,说那是一个男子的尸体——死者身体异常肥大,左臂上有一个奇怪的标志。
一听到这句话,我就站住了,接着又跟着一群人往里走。刚才从门缝中听到帕斯卡的声音,在旅馆的楼梯上又看见从我身旁走过的那个陌生人的脸,我只是模糊地预感到这件事的隐情。现在,无意中听到了这几句话,我完全明白了这件事的真相。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复仇者,从歌剧院跟踪那个命数已尽的人到他家门口,再从他家门口跟踪到巴黎他避难的地方。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复仇者,清算了他的罪行,结果了他的性命。在戏院里,就在我向帕斯卡指出他的时候,那个也在追寻他的陌生人在我们旁边听见了我们的话,就在那片刻中决定了他的命运。我还想起,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怎样进行了那场思想斗争(在放走他之前所作的那场思想斗争),而一想到这里,我就颤抖起来。
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我随着人群往里挤,越走越近,走向陈尸所内那一片将生与死分开了的大玻璃隔板跟前;越走越近,直到最后,我已站在第一排观众紧后边,可以看清楚里面了。
他躺在那里,无人认领,无人认识,公开让一群法国人轻慢地、好奇地围观!那就是他一生长期以来逞能为害、肆意作恶的可怕下场!在死后安息的肃穆宁静中,他那张宽大端正的脸威武地对着我们,我四周爱饶舌的法国妇女都举起手来赞美,尖着嗓子齐声大喊:“啊,瞧呀,这个男人多么漂亮!“可能是一把刀,也可能是一只匕首,恰巧刺在他的心头,造成了他的致命伤。从尸体的其他部分看不出行凶后留下的痕迹,只左臂上,也就是我在帕斯卡的臂上看见标志的地方,深深地划了两刀,形成一个T字形伤口,使人再辨①指法国作家维克托·雨果(1802—1885)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不出那个社团的标志。从他的装束上可以看出,他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所以用那身衣服把自己化装成为一个法国工人。我勉强透过玻璃板去看,但只看了一会儿,并未在那里多待。我不能更详细地描绘,因为我再不能多看下去了。
在把这件事交代过去之前,我不妨在此提一提此后被证实的几件与他的死有关的事(部分是从帕斯卡那里获悉的,部分是从其他地方听来的)。
他的尸体,是从塞纳河里打捞起的,像我以上描写的那样化了装,从他身上找不出任何线索,可以说明他的姓名、身份或住址。此后无法追捕那刺杀他的凶手,也无法查明他被害的情形。我自己对这件暗杀的秘密作了结论,也让其他的人自己去作出结论吧。我曾经说过,那个脸上有疤痕的外国人是那社团的成员(他在意大利加入那社团时,帕斯卡已经离开本国);我还说①过,死者左臂上划的T字形伤口代表意大利字“Traditore“,说明那社团惩罚了一个叛徒。这样,我已经就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说明了福斯科伯爵死亡的秘密。
我看见尸体的第二天,当局根据一封写给死者妻子的匿名信认出了他。福斯科夫人将他安葬在谢神甫公墓里。直到现在,伯爵夫人仍经常亲手把鲜花花圈挂在坟墓周围美丽的青铜栏杆上。夫人在凡尔赛过着完全与世隔离的生活。不久前她发表了一部她先夫的传记。从这本书里,读者绝对无法查出他的真名实姓,更无法发现他生前的秘密:书中几乎通篇表扬他做丈夫的美德,竭力夸奖他罕有的才能,并列举了他荣获的勋章和头衔等。有关他死的情形,只是被一笔带过,在最后一页上概括为这么两句:——“他一生中长期维护贵族的权利与骑士团的神圣原则,是为自己的事业而牺牲的。“

3

我从巴黎回来后,夏秋两季又随着过去,但这段时期里并未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十分简单安静,所以我的稳定的收入已足够维持我们的开销了。
第二年二月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是一个男孩。我母亲和妹妹,以及魏茜太太,都参加了我们为他举行命名礼而设的小小宴会,克莱门茨太太也来为我妻子帮忙。玛丽安做了我们孩子的教母,帕斯卡和吉尔摩先生做了他的教父(后者是委托别人代表的)。这里我不妨再叙一笔:一年后吉尔摩先生回国,在我的要求下帮助完成了这部作品;他用他的名字发表在故事中的那篇陈述,虽然按顺序被列在前面,但在时间上却是我最后收到的一部分材料。
这里还需要交代我们生活中的一件事,它发生在我的小沃尔特出世六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正被派往爱尔兰,为雇用我的那份报纸画几幅即将发表的插图。我去了将近两星期,每日经常同我妻子和玛丽安通信,除了最后那三天,因为我的行止太不固定,没法收到她们的回信。最后我乘夜车结束了那次旅程,但当我清晨回到家里时,竟然没人接我,这使我大为惊讶。劳娜和玛丽安已在我回来的前一天带着孩子出门了。
仆人交给我妻子留下的一张条子,通知我她们已经去利默里奇庄园,而①意大利语:“叛徒“。这就使我更加诧异了。玛丽安不许她在信上说明原因,只是要我一回到家就跟着到她们那儿去,要等我抵达坎伯兰才向我说明全部原因,并嘱咐在这以前一点也不必为此事担心。条子上就写了这么一些。
那时还来得及赶早班火车。于是,就在当天下午,我到了利默里奇庄园。
我妻子和玛丽安都在楼上。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们都到了我当年为费尔利先生裱画时用作工作室的那间小屋子里。这时玛丽安就坐在我从前工作时坐的那张椅子里,孩子很起劲地在她膝上吮珊瑚玩具,而劳娜则站在我常用的那张熟悉的画桌跟前,手边摊开着我从前给她画的那本小画册。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我问,“费尔利先生知道吗?“
玛丽安打断了我的问话,说费尔利先生已经去世。他一度中风,从此一病不起。基尔先生把他的死讯通知了她们,并建议她们立刻来利默里奇庄园。
我思想中只模糊地预感到一次重大的变化。劳娜不等我全部意识到这件事的性质,就先开口。她悄悄走近我身边,对当时仍留在我脸上的惊奇神情感到很有趣。
“亲爱的沃尔特,“她说,“难道我们真的必须说明为什么自作主张来到这儿吗?亲爱的,恐怕这一次只好打破常规,先斩后奏了。“
“根本不需要向他这样解释,“玛丽安说。“还是让我们谈一谈将来的事情,那会同样清楚,更加有趣。“她站起来,双手举起那个蹬着脚欢呼的孩子。“你认识这是谁吗,沃尔特?“她问我,快乐的泪花在她眼睛里荧荧闪亮。
“不论我多么糊涂,总也有一个限度,“我回答,“我肯定能够答复你,说我认得这是我的孩子。“
“孩子!“她激动地说,又显得像从前那样爽朗愉快了。“你谈到一位英国地主的时候,可以这样随便吗?我向你介绍这位小公子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站在谁的面前吗?明明是不知道嘛!让我介绍两位高贵的人士互相认识一下吧:这位是沃尔特·哈特赖特先生,这位是利默里奇庄园未来的主人。“
这就是她的声明。写到最后这几句话,我的全部故事也就结束了。笔开始在我手中颤抖;许多月来漫长而愉快的工作完成了;玛丽安是我们生活中的慈善天使,那么,就用玛丽安的这几句话结束我们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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